【往事】特色辨

■往事与随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语的涵义，经过十七大，更加明确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与时俱进的结晶。但是，平时听人谈论中国特色，颇有些不够严肃之处，故有一辨之必要。
    幽莠之幼似禾。并非所有外国没有或看不到的东西都可一概叫做中国特色。你譬如说我们这儿的级别意识，那恐怕是封建主义的积淀过于厚重的遗形，与马克思直到邓小平等各位革命导师所倡导的巴黎公社的“公仆原则”相悖，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有人偏执于级别意识，双手一撒，告别人世后，也要在讣告里塞进一句（即便用括号）“享受局级待遇”之类的话；就连蜚声海内外寺庙里的老和尚，也不忘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司局级干部，可以屁股冒烟乘坐奥迪；校长、系主任、作协主席这般的学术职务，还有管刘翔、姚明等人的专业人士，也都硬要挤搡着往官员序列去做比照，认准了相当于哪一级的干部，就可享受与级别相应的待遇；据说一度吃香的白领，现在也注目级别森严的官场了，2007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逾百万，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第一考”。
    级别意识，外国当然也有。正像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指出的那样，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种情况在以往所有的国家中，从世袭的君主国到民主的共和国，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人家不会把校长和部长等同，也不愿或不敢彰显级别差异，而级别如若跟权力挂钩过密而至于滥用后者，弄得不好让狗仔队打探了去，就容易变成丑闻，更是忌讳。我们这儿不一样，有了相当级别的某些人，生怕人家“狗眼看人低”，显摆自己的特殊性还来不及，于是乎级别差异凸显。社会上等级意识根深蒂固，连在媒体上发张照片的尺寸，在公众场合鱼贯出场时前后的间距疏密，都大有讲究，几乎成了一门学问，而当差异如此凸显时，和谐又从何谈起？由此一辨，可知顽固又强烈的级别意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其格格不入。
    当然，反对等级意识，也不是提倡绝对平均。当年延安的干部四个口袋，战士两个口袋，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差异，今天看来，更是以一毛而欲见骥。还是拿巴黎公社说事吧：公社公职人员的待遇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最高与最低的差别约为5倍，即最高工资为每年6000法郎，最低为1200法郎；针对身兼数职的报酬问题，公社规定取消兼职薪金，隐性收入更被禁止，像警察委员皮诺泰尔、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就是因渎职消费而遭开除的。这些措施打破了旧官僚的特权制度，阻塞了投机钻营、升官发财的途径，体现了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政权机关的本色。我想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吧。若是眼下一时达不到先贤高德，总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步步拆除森严的等级樊篱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