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大江健三郎的老人言

《两百年的孩子》大江健三郎著，许金龙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28元

    1994年岁末，我来北京游耍，从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朋友老骆驼嘴里，得知有个叫“大江健三郎”的日本人，新获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骆驼那时还有做事的心绪，不像今天的消沉，就说倘能搞到这“大江”的版权，拿来出版，书一定好销。我开玩笑说，这也不难，你只需给大江一封信，说“闻知阁下获诺贝尔奖，不胜欢忭颠倒之至。倘免费赐鄙社以大作的版权，令鄙社坐收其利，则至为感佩”云云就行了。这个玩笑话，骆驼当了真，就托——似乎是叶渭渠先生给大江写了信。不久后，骆驼就体验了大江的慷慨：他分文未取，即授予了其作品的版权。记得那次出版的，有《个人体验》、《死者的奢华》、《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作品。若我的记忆可靠，这应是国内第一回出版大江的作品。
    作为引入大江作品的“策士”，我免费得到了这几本书。但接到后，也并未怎么细读。盖大江作品的主题，多与日本传统和西方文明的冲突有关。在接受诺贝奖的答辞里，大江说：“自开海禁、搞现代化至今，已有120余年，今天的日本，据我的观察，已在暧昧的两极中被撕裂了。这分裂像一道很深的伤口，切入我作为一作家的生活。”（据英译本）说实话，这种感受，我是不甚能体会的。作为1980年代初长大的一代人，我们的精神，虽也在“暧昧的两极”中被撕裂了，但一极是让人不愿回首的，而非可留恋的（传统），另一极是让人怀疑而恐惧的，并非可企望的（西方文明）。对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说，它留下的不是伤口，而是精神的虚无，或自我心甘的毁灭，如最初带大江来中国的那一头骆驼，就在这暧昧的两极中，挥霍了自己的青春。
    这新出版的《两百年的孩子》，是大江的作品中我头一本读完的。
    故事里讲的，是三个孩子由“现在”出发，去“过去”与“未来”的两次冒险。第一次冒险的地方，是1864年和1867年的大江的家乡。当时的农民因不堪赋税之重，揭竿造反了。官府进行了镇压，其参与者之一、一个叫“铭助”的少年，则被投入了大牢。故事的上半部，就是讲三个孩子目睹暴动的惨象，和想利用由“现在”带去的装备，帮铭助越狱的事。在故事的下半部里，三个孩子则去了“未来”（2064年），一个令人恐惧的未来：在官府“精神纯化”的运动中，日本有了国教，此外的宗教与信仰，则被“拉杂摧烧”了。孩子们穿迷彩服，戴贝雷帽——行为与表情，如复制般的划一，而且人人都有记录个人之详细信息的ID卡。
    这个作品，似近于威尔斯《时间机器》与反乌托邦传统的小说——如《乌有乡》（Erehwon）、《1984》——的合成版。惟较之前者，它多伦理、政治的内含，较之后者，则多乐观的成分。如作者在书里借人物的口说：
    过去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以无法改变。话虽如此，回到过去一看呀，便可深入地理解铭助这个人，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就不是无意义了。……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因此，三个孩子去“过去”与“未来”的历险，都是着眼于“现在”的。亦中国古人所谓“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的意思。亦即我们常说的“了解过去，是为了现在，珍视现在，是为了将来”。这类思想，倒也卑之无甚高论，但实行起来总不易的。大江欲以小说的笔法，让我们“亲临”过去的悲惨，“目睹”未来的恐惧，动魄而惊心之余，从而惕厉于现在行为，则可谓仁者的用心，不可以寻常“小说家言”视之的。
    这些年看图，不甚读字，小说尤其看得少，故原本就不良的文学的趣味，如今益加不堪了。作为小说，这书的好坏，我不大分辨得出来。然其用心之远长，口吻之谆谆，则颇见老成之苦心。不仅日本该领会，我们也该听一听的。这书的前面，弁有大江在北大附中的一篇演讲词，其中他表达了对日本政府不愿反思历史的不满，和日本右翼化之未来的担心。这一篇演讲，也可谓这小说含义的一个注脚。大江设想的听众，不仅是日本的青少年，也有中国的青少年。因他看见了“两造”在情感上，似少有可通的路。因此结尾时，他引了鲁迅的话：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的，也无所谓无的。这真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们读这书的人，应多体会大江的“老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