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登顶者和那些曾“走到一半的人”
2020年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
队员们将在峰顶竖立觇标,安装GNSS天线,开展各项峰顶测量工作。4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将觇标带至珠峰峰顶。
勇攀珠峰的历史,也铭记着一代代人的青春。
责任编辑:宋宇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10日《南方周末》)
“我和他们握手,一握下去,是空的。我心里一惊,没有手指。”五六年前,作家阿来采访了两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员们。很多人缺了手指、脚趾,甚至双脚,“都是被冻掉的”。
1960年,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上珠峰顶端。外国登山队已经多次从尼泊尔侧的南坡登顶,他们是世界上首次从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但这次登顶没有影像资料或他国见证人,质疑声四起。再次登顶、留下证据,并测定珠峰高度,向世界证明中国登山队的实力,成为一项“政治任务”。
1975年,任务再度启动。中国登山队组织了第二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行动。“8848.13米。”5月27日14点30分,九位中国登山队员再次登上珠峰峰顶,在那里牢固地竖立起3.51米高的红色金属觇标。当天,峰顶的积雪厚达92厘米。
为了这次规模宏大的登山暨科考行动,几百人汇聚到珠峰脚下,他们的命运在短短几月间改变。有人失去生命,有人落下残疾,他们的生活可能一辈子离不开珠峰。“一谈起这件事,他们的眼里立刻放出了光芒。”阿来回忆道,“那是他们的青春。”
阿来也是国庆档电影《攀登者》的编剧,同名电影原作小说同时上市。《攀登者》基于两次攀登的真实故事拍就,由吴京、章子怡、胡歌等演员主演。截至2019年10月9日下午,电影上映十天录得超过8.5亿元票房。《攀登者》的故事起点是1960年的攀登行动。没有被国际社会完全承认的登顶,以及主角们对此耿耿于怀,是剧情的主要推动力。
“用了文学的典型化的方式,把很多人的经历往更少的角色身上集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百分之百地按照原来他们那个样子写的。”阿来陆续采访了两次登顶的几十位亲历者,但没有留下任何采访记录,“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不是靠纸面记录的。”
不管是现实还是电影,都没人能轻松说出“人定胜天”四个字。1975年登顶的桑珠觉得能登上珠峰靠的是运气,中途倒下的夏伯渝认为珠峰还没有“接纳”自己,气象组副组长高登义仍然在孜孜探求珠峰的气象奥秘。谈起大自然时,亲历者们都显得谦卑、内敛。
“你不是去征服自然的,你是去认识它。”阿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个冰棱上面,你一下去,就没救了”
珠峰大本营经常能见到峰顶的旗云,延展飘荡,壮观至极。“由于珠峰山体上部强烈的对流形成积云并随风飘荡的特殊云态,是世界上最高的风标。”高登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现在是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不同的旗云云态,预示一两天内珠峰上空八九千米处的不同风向、风速状况。“人再有体力,再有本事,山上碰到坏天气,就没有希望。”桑珠个子不高,脸色黝黑,67岁依然非常精壮,没有老态。
对桑珠来说,好天气是最大的“运气”。登顶九人中多达六人不是原先被重点培训的登山队员,而和他一样,本职为后勤、修路或运输。这同样可以视为运气。电影中的藏族女子“黑牡丹”就是一位后勤人员,凭借身体素质和毅力赢得了登山队的信任。
在队员正式登山前,修路队要为他们探好路,背着技术装备、帐篷、绳索及食品等大量物资。在危险地段搭好梯子等辅助工具后,他们会找到最适宜的地点作为营地。
修路队为登山队探路,那谁为他们探路?他们是否面临更大的危险?桑珠停顿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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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梁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