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编剧:“别署我的名字”

(本文首发于2020年6月11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横店影视城内几位正在候场的演员。2011年之后,随着现象级古装剧的出现,古装剧开始受市场追捧,热度持续多年。 (视觉中国/图)

2015年,做了两年海报设计工作的高阳来到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最初两年,他从零开始学习写剧本。四年后,他已是参与过十几部网络电影的编剧,混出了“身价”——从最早只能接到200万左右投资的网络电影,逐渐上涨到500万,现在低于500万投资的网络电影已入不了他的眼。

在现在的他看来,出品人是比编剧更有诱惑力的身份——对于一部成本几百万元的网络电影来说,编剧仅能拿到成本1%的剧本费,但出品人的收益却是编剧的几倍。

高阳学会了评估项目的“卖相”:“如果现在有一部冒险和动作类的来找我,我会接,如果是武侠古装类,我就不接了,武侠的肯定不卖钱。”

也是2015年,当时33岁的职业编剧沙泽住进了北京上康城公寓,这是北京几个有名的剧组的建组基地之一,临近影视公司,为了便于交流与定时催稿,很多编剧都被安排住在那里。“也许你楼上住着张纪中,楼上的楼上是兰晓龙,邻居都是一些编剧,但也没有太多联系。”

沙泽在上康城一住就是两年,他认为这是人生最蹉跎的两年:项目搁浅、水平提升缓慢、制片人约束多——他们甚至会对剧本提出诸如“为什么先迈左腿,而不迈右腿”的质疑。从上康城公寓搬出三年后,2020年,署着他的名字的电视剧在央视上映。

但沙泽认为,剧本正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2013年-2016年,所谓的IP改编已经出来了,对编剧这行有一定的摧毁性。”那些没有经过真正训练的编剧没法真正提高创作技巧,“这样的编剧之后只能写行活,无法写一些比较大的东西,技术差、语言也差,也缺乏对生活的理解。”

“他们的东西就是接活,跟创作没有什么关系,稍微有中文表达能力的人受过训练都可以去做。”入行十年的樊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樊城长期为一些剧本提供修改意见。“我看过很多剧本,但没有看到过一部好的本子,最好的情况就是有几部可以拍出来的。”

樊城在当下编剧圈的所见所闻远超出他的预期。编剧们在一起聊的最多是:“谁认识我,哪个组的套路是什么样,哪个给我投资了,我手头现在有什么项目。聊这些还觉得很光荣。”

“编剧应该有不下于二流小说家的讲故事的能力,有把这种能力用视听化的方式编译阐述的能力。”樊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编剧从业人数变多了,不好的方面更加普及化了,但是好的创作标准,除了某些工业流程以外,没有其他萌芽,还没有冒头。”

云合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网剧集有效播放1457亿,同比增长9%,网络剧有效播放达522亿,同比增长了58%。

樊城把当下的编剧市场形容为五年一次的汰旧换新:新人学会了所谓的“接活”,并不明白编剧行业的本质是什么,一些人被收割干净了才恍然大悟,下一波人继续带着憧憬进来。

2019年7月,两位95后演员正在拍摄网剧。 (视觉中国/图)

“这么多年怎么连一部代表作都没有?”

网剧编剧宋菲菲回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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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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