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六百年 | 祝勇:东西对照,打开看故宫历史的狭隘视界

“紫禁城是空间的起点,也是时间的起点。西洋钟表进来后,它带来了一个西方科学的‘时间’。西方人与中国宫廷的密切关系,也逐渐带来了我们观念上的一些变化。比如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的变化,我们逐渐认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地球是自转的,我们开始地图测绘等等,它带来一系列综合的变化,推动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它不仅仅是钟表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钟表带来了时间、空间以及对地球的认识,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责任编辑:邢人俨

祝勇(梁淑怡/插图)

祝勇常常从西华门出入故宫,工作的地点在故宫西北角楼下的四合院,紫禁城城隍庙的旧址,如今成了故宫研究院。尽管前殿游人如织,故宫的工作区域却相当静谧,祝勇感觉故宫的时间和外面的世界不一样,它的时间仿佛停滞,让人和历史距离更近了。

祝勇大多数写作都围绕故宫,有长篇小说,也有大量散文。他还为《辛亥》《苏东坡》等纪录片担任总撰稿,策划了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2011年,他正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现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祝勇不止一次在故宫里从黄昏待到深夜。有一次日落时分,他走过太和门广场,空旷无人,只有武警战土训练的号令声依稀传来,和白日里热闹的故宫完全不同。

“我似乎一瞬间读懂了宫殿的孤寂。”他在《远路去中国》里写道,“在白天,它是那么理性,它虽繁复,却庄严典雅、秩序井然,只有在夜里,它才变得深邃、迷离、深不可测。”

作家冯骥才评价祝勇“着魔一般陷入昨天的文化里,像面对着垂垂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生命的相牵”。

祝勇喜欢英国作家肯·福莱特,认为他的作品如同巨型建筑,每一部都规则严谨、规模宏大,组成庄严浩大的城池。祝勇形容自己的写作就像紫禁城的砖木,日久天长地搭建,才逐渐眉目清晰、结构健全。

在新书《故宫六百年》里,祝勇把宫殿当作舞台,古往今来人们的命运在此上演。故宫是明清两代国家权力的中心,对掌权者来说,权力也总是成为作茧自缚的牢笼。

年轻时,祝勇把故宫看作典型的封建集权主义建筑,批判它抹杀人性。后来这些年,他说自己慢慢变得温和了,更带有“历史之同情”。“我不爱集权制度,但集权主义建筑却有它的壮丽。没有集权主义制度,就没有我们眼前这座美轮美奂的故宫,没有这些从历代皇家流传至今的珍贵文物。”他说,“当然,封建集权有扼杀人性的一面,我在作品里有足够的批判。”

太和殿宝座。 (资料图/图)

“钟表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南方周末:故宫六百年的历史非常驳杂,你用了空间和时间结合的叙事方式,这是怎么考虑的?

祝勇:我不想写得太刻板,不想简单地按照时间的流程来写一个编年史,那样太机械了。有很多朋友到故宫来,我会陪着走一走,游客对于故宫的认识首先是空间上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先有空间后有时间,古人通过立杆测影来确定南北子午线、确定东西,夜晚通过星象来确定四季,先有空间后有时间,跟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一脉相承。故宫有东西南北四个门,代表四方。东西南北横纵坐标的交点是中央,加上中央正好是五方。五方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相配合。我觉得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表盘,像太和殿前面的日晷一样,表的转动带动着所有历史上的事情,各种人在时间运转的过程中生生死死。

南方周末:你多次提到,宫殿本身具有一种叙事功能和等级秩序。你怎么解读故宫的空间政治?

祝勇:皇帝必须在中轴线上,两边是三宫六院,就是一个逐步递减的空间关系,它通过建筑的层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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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 校对:胡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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