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与戴文葆的友谊

戴文葆(1922-2008)，著名编辑出版家，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 （秦颖/图）

曾彦修（1919-2015）同志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后，结识了我的父亲戴文葆(1922-2008)，此后在多个历史的关节点，曾老给予父亲有力的援手，既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也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在半个多世纪里，两人结下了特殊的交谊。

处理“戴文葆事件”

曾彦修同志回忆说，他1954年进入人民出版社任职不久，发现有一位编辑的审稿意见“长长的，有学术根据，措辞谦逊，文辞简洁扼要，全部基本楷书，如有错字，不是划掉另写，而是另写一字或数字贴在上面，像考进士一样认真”，遂电话招至办公室约谈。这位编辑就是戴文葆。此时彦修同志35岁，父亲32岁。彦修同志觉得父亲“做事认真负责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折服”。在进一步了解了他的工作经历后，更加赏识，他特别尊敬有学问的人，说“以后实际上是以师事戴的”（引自曾彦修《平生六记》）。我没有见到父亲在文章里谈论彦修同志，但他以后常常言必称“彦修”，可见彦修在他心中同样占有重要的位置。

1954年，父亲被任命为三联编辑部的副主任，协助主任陈原同志工作。那个时期，三联组织出版了很多好书。当时，人民出版社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三块牌子，六个编辑室”（编者注：当时人民出版社兼用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名义出书），网罗了大批党内外的学问家。父亲表现得很能干。沈昌文回忆说，他在社里“很受重用……他非常能说，而且古今中外都通。……别的编辑室编出来的书，他经常发表评论，得到领导上的首肯。”（引自沈昌文《知道》）

不久，“肃反”运动来了，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阜宁县政府工作几个月的一段经历不仅受到质疑，而且还被严令查处。大致情况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出路，被国民党阜宁县政府录取（当时江南一带已被日本人占领，苏北阜宁一带比较空旷，新四军还没去）。后来父亲在《大公报》工作时，把一段经历写进了自传，《大公报》地下党里有人对父亲的经历产生了怀疑，这人后来调到了北京，于是戴文葆有历史问题的说法也就在北京传开了。当时社领导受到上级给予的极大压力。具体的经过，彦修同志在《“戴文葆事件”真相》文章和《平生六记》一书中均有详细的记载。

《平生六记》的前言中说“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限，千万不要去做相反的事，或颂扬相反的东西”。书中记录的多个审查故事，都贯穿了他的这个思想。

在对待我父亲的“问题”上，他也是这样。面对上级的高压和催逼，他的态度是“没有确证是不能提出的”。他采用的方法是“摆龙门阵”，“无一字涉及历史审查”，借戴来交稿子，开玩笑似的“谈了三四次，就把历史问题大致谈完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