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驼道上的酒香

与四百多年前传入中国的玉米相比,高粱是地地道道的“国货”。两千多年前,高粱来到土肥水美海拔高日照充分的汾阳安家落户,成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作为主食,高粱口感粗糙。用于酿酒,却是高粱的拿手绝活,尤其中国北方盛产的粳高粱(相对南方的糯高粱,质地较硬)经蒸煮发酵后,散发出独特天然的清香,沁人心脾。

高粱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禹时代,据《说文解字》记载:“仪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秫即高粱,秫酒即高粱酒。但这并非中国人酿酒之始。

张姓三世祖台骀是比大禹还要悠远古老的人物。相传是他,在吕梁、太行两列南北走向的苍莽山脉之间,整治河川调理水系,“打开灵石口,控出晋阳湖”,将共计万余平方公里的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自洪水中解脱出来,创造了表里山河的独特地貌。从此,黄河第二大支流、全长716公里的汾河两岸渐次人烟稠密,其中就有处于太原盆地西缘的汾阳。

高粱与酿酒神器

2020年7月,我取道晋商故里——平遥前往汾阳。清晨,阳光洒满平畴沃野。如果不是知道这里属于黄土高原,我真以为自己置身在华北平原的某处。“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S222省道上已经奔跑着各式拖着厢斗的车辆。两旁,除了偶尔路过的村庄,便是弥望无际的玉米和高粱,它们枝叶繁茂,绿意盎然。

在通往汾阳火车站的公路西侧,我顶着烈日,穿过一大片灌木稀疏的黄土坡。在一道深沟旁,停下来,这里有一方水泥碑,上镌:杏花村遗址。这是1982年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中期的重要遗存,此间出土的“小口尖底瓮”,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和酿酒界。这只剖面酷似甲骨文“酉”字的陶瓮,土黄色,高33厘米,小口短颈圆腹尖底,插入沙土或特制夹具方能竖立。且模样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壁画中酿造麦酒、葡萄酒的“神器”几无二致。著名酿造大师包启安认定,它就是人类最早的酿酒器皿之一。遥想6000多年前,杏花村先民在挥动石斧、石刀辛勤劳作之余,已经初步掌握了酿酒的诀窍。只是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的第一缕酒香就从这小小瓮口流荡开来……

意味深长的是,当我站在碑旁眺望西南,仅仅数百米开外,连绵延宕的房屋宅院就是唐朝那个牧童遥指过的杏花村。

杏花村遗址  供图 汾酒融媒体中心

杏花村里酒如泉

杏花村如今是一个镇,由十几座散落在山地、丘陵、平川上的村庄组成。穿镇而过的G307国道(杏花村至汾阳段称汾酒大道),打春秋秦晋起,便是并州(今太原)南下汾州(今汾阳)的官修大路。李唐龙兴太原,这条并汾道遂被唐人视为朝圣之路。终唐一朝,心怀天下的壮游之风炽烈,杏花村也由此声名远播。

太符观位于杏花村镇上庙村,始建时间不晚于金代。除了以精彩绝伦的古建、彩塑、悬塑和壁画闻名,还藏有北朝到北宋的数方古碑。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一群师生正在东配殿檐下考察玻璃罩护的古碑——唐故大将军上柱国郭君碑。此碑清乾隆年间还耸立于杏花村镇永安村外的荒丘。何时移入太符观,不得而知。唐天宝十二年(753),李白从太原到汾阳拜访刘姓友人时,曾慕名而来,在此碑前细细揣摩、流连忘返,留下“太白亦曾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的佳话。

李白因何酒而醉,地方志没有说明。据后世推测,极可能是当时杏花村出品的乾和( gān huó)酒。

盛唐是中国酒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时,由于粮食饶足,禁酒令弛废,城村酒旗招展,民间酿酒蔚然成风。略早于杜牧的史学家李肇,在其著述开元(713)到长庆(824)年间故事的《国史补》中,论及名酒多达14种,“河东(今山西)之乾和”赫然在列。

实际上,乾和是以南北朝时杏花村进贡北齐皇廷的“汾清酒”为基础,创制出的一种酿酒新法。又称乾酿,“乾”通“干”,和指搅拌,乾和意为提高酒精度,像和面一样,尽量少加水,将酒料搅拌成固态后发酵蒸馏。

《北齐书》中记录的“汾清酒” 供图 汾酒融媒体中心

当酒甑流出第一滴晶莹剔透的液体时,醇厚迷人的清香瞬间溢满远近村庄,且渐飘渐远,飘过汾河、黄河,飘进洛阳、长安……在那里,白居易、张籍写下诗句“斗醲乾酿酒”“酿酒爱乾和”。

必须要说的是,乾和酒已非黄酒,它是中国最早的白酒,是鼻祖,其衣钵一脉袭承:宋朝甘露堂、金元羊羔酒以及明清至今的汾酒。乾和所概括的熟料拌曲、入瓮发酵、蒸馏提酒三大工艺,甫一问世,就几乎定型了日后中国白酒的基本酿造工艺。

1300多年过去了,当我赶到汾酒博物馆,一场“古法酿酒”的实况已经散去。古色古香的院落里,只剩下我和一位芳华妙龄的讲解员。她告诉我,这里并不是表演的秀场,而是真正的酒坊。每天上午,酒厂工人都会过来上班,随便游客参观。这里做出的酒最终也会装瓶流向市场。的确,环视四周,我未看见诸如“表演场次、时间、内容”之类的挂牌,倒是看见了数十只用于发酵的地缸。它们正伏身黄土,敞开硕大的缸口,讲述着杏花村历“酒”弥香的传奇……

仿古酿酒装甑  供图 汾酒融媒体中心

草原茶路留余韵

1915年,美国旧金山正在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9月23日,是博览会特设的“中国日”。这一天,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在任期内下令开凿巴拿马运河,是二战时著名总统罗斯福的堂叔——亲临了汾酒展台。试饮之后,交口称赞,并买下一瓶,作为圣诞节的家宴用酒。当时,中国酒品获奖总数为47枚,分为大奖章4枚、名誉奖章2枚、金牌19枚、银牌19枚、铜牌3枚。由于奖项设立与国人习惯迥异,以至于何酒得何奖,一直众说纷纭。

犹如两座古堡雄峙于卢家街南北的杏花村汾酒老作坊,占地近万平方米,是汾酒集团前身义泉泳、晋裕公司造酒厂的旧址。这些宋元明清孑遗的门面、庭院、古井、银窖……无不见证过昔日创业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在账房的内壁,一份装裱考究的英文印刷品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就是汾酒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最高奖——甲等大奖章的证书。当年汾酒夺魁的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振奋。《并州新报》评论“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送展的义泉泳东家王协卿、大掌柜杨得龄搭台唱戏、大摆宴席并勒石《申明亭酒泉记》;阎锡山连题四块金匾:中外驰名、名闻海外、名震四海、味重西凉。

《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里的汾酒获奖记录  供图 汾酒融媒体中心

那个时候,许多人以为参展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汾酒初出国门。殊不知,数百年前,汾酒已经跟随晋商的步伐走南闯北,纵横万里迢途。

“金镫马踏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这句题咏见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珍藏的元代汾阳羊羔酒酒瓶。汾阳酒瓶缘何至此?没人知晓,身世成谜。或许,从《马可波罗行纪》中能瞧出端倪:元初,太原至汾阳再至临汾一路,“商业及数种工业颇见繁盛,有大商数人自此地发足前往印度等地经商谋利。”不妨“大胆假设”:某位元代晋商携酒赴印度,英国殖民印度时发现了酒瓶……

元代汾阳羊羔酒酒瓶,现存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供图 汾酒融媒体中心

作为一个商帮,晋商兴起于明朝初年。“第一桶金”掘自为长城沿线卫所输送军粮,换取“盐引”,至运城、两淮等盐场领取食盐后,再于“行盐地″销售。明朝中叶,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十余处恢复茶马互市,晋商乘势将丝绸、棉布、白酒、盐茶、铁锅等贩至边境,易回马、牛、羊、皮毛等,获利丰厚。其时,茶叶并非最大宗商品,棉布才是。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古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民间诞生了“晋商三宝”的说法。版本颇多:“关公、汾酒、老陈醋”,“会馆、汾酒、梆子戏”……无论哪种版本,汾酒始终是行旅辗转的晋商标配,是温暖的慰藉,也是难舍的乡愁。晋商所到之处,即汾酒流布之地。身怀制曲绝技的汾酒师傅,仿佛风吹的蒲公英,飘到哪,清香的种子就落到哪。陕西西凤酒由晋商创始,明万历后,当地人接手;明末清初,西凤酒在四川改进泸州老窖首个酒坊“舒聚源”;1939年,著名女经济学家张肖梅主编《贵州经济》叙及:“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在满清咸丰(1851-1861)前,有山西盐商郭某,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曰茅台酒。”多年以后,上述三酒,仰赖一方水土,终于绽放凤香、浓香和酱香的花蕊。

不惟如此。在汾酒博物馆里,还摆放着数列标有“汾”或“汾酒”字样的外地汾酒。比如“汉汾”“豫汾”“北汾”“红星汾酒”“湘潭汾酒”“南昌回笼汾酒”……都有些年头了,市面上完全见不到踪影。然而,细细推敲,我发现:如果用一支笔串联它们的产地,勾勒出来的,正是三百多年前那条贯通欧亚大陆的万里茶路。

晋商清代行商示意图  供图 汾酒融媒体中心

从福建武夷山出发,陆运到江西铅山登船,经信江入鄱阳湖,转长江至汉口(今武汉),溯汉水至襄阳,改小船由唐河北上河南赊店,改用骡马驮过洛阳,渡黄河走太行山路,经山西晋城、长治、祁县、太原等晋商故里,出雁门关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在河北张家口换骆驼到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至恰克图;西路从杀虎口、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换骆驼到库伦至恰克图。再经俄国的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木斯克、叶卡捷琳堡、喀山、莫斯科,最后抵达圣彼得堡。

这条遥远漫长的茶路绵亘1.3万公里,在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前,却是中国产茶区通往欧洲腹地的最短途径。往返于茶路的“主力”就是晋商和俄商,他们相遇的地方就是恰克图。

“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边,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这是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的一段话,发表时距离清廷勘边“让出”恰克图正好七十年。

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以旧市街为界,街北恰克图旧城划归俄国,街南由中国另筑恰克图新市街,用于双方贸易。此后,直到五口通商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仅有两处对外商埠:恰克图和广州。

恰克图在俄语中意谓“有茶的地方”,但实际上“万货屯集,居然都会也”,晋商直呼其为“买卖城”。雍正十一年(1733),汾阳人朱成龙“由张家口出塞”来到恰克图,经营绸缎、烟酒、茶叶、布匹、杂货等。他是历史文献中第一个有名有姓有县籍在恰克图活动的晋商。那个时候,汾阳籍晋商数量众多,在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地遍设商号。当跋山涉水、走过大漠草原荒岭戈壁的驼队一到,满面笑容的掌柜就会照例端起一碗汾酒上前迎接。后来,这个“照例”成了所有在俄蒙地区经商的商帮礼节。

清代恰克图交易市场  供图 汾酒融媒体中心

五口通商尤其是1858年汉口开埠之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汉运(天)津,由津运俄,运费省俭,所运日多,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在晋商强烈要求之下,清廷允准晋商“假道该处(恰克图),赴西洋诸国通商”。于是晋商深入俄境,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比、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乌丁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地开设商号。在冰天雪地、冬日漫漫的俄罗斯,晋商采用马铃薯等当地原料,让汾酒师傅调制出堪与伏特加酒媲美的“北特加”,风靡一时。毕业于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物理系的牛映奎,还特意翻译出版了俄文著作《马铃薯酿酒》。

牛映奎是汾阳人,担任清驻俄使馆官员期间,曾应邀观礼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颇费了些周折,在汾阳医院背后的一条老巷子、基督教会钟楼南侧几十米处,我找到了牛映奎的故居——牛家大院。现在院里住着数十户人家,真的成了一处大杂院。实际上,这处大院并非牛映奎的祖上遗产,而是他的长兄牛允宽花费巨资兴建。牛允宽是著名旅俄富商、晋商后期代表人物。其在莫斯科创办的璧光发洋行,主营大宗皮毛和茶叶,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等地开立分行。商业帝国的版图一度扩张至波兰华沙、格但斯克、德国莱比锡、柏林、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民国初年,牛家大院动工,十几年后方告竣工。整座大院坐西朝东,分为前后院、南北院和花园。仅前院就有15孔窑洞和一道由16根罗马柱组成的拱券型走廊,是当时汾阳城最气派的大宅院。

“桥南桥北雪杈枒,青豆倾筐向酒家。忙过小亭吹石竈,杏花如梦作梅花。”

1968年,年轻诗人郭路生(食指)从北京插队汾阳。在杏花村,他写下《相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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