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奥斯维辛的故事讲述者

莱维提供的最有力文学证词,不是到底有多少犹太人死于希特勒的残暴,而是人作为会思考、会讲述的主体,如何经历了集中营制造出的极端状态,如何从人沦为非人。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13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普里莫·莱维(1919-1987),犹太裔意大利化学家、小说家、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讲故事的人”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可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文学保持沉默,那将是人类更大的一种野蛮。二战后,有几位犹太裔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其中既有阿格农这样的以色列国民作家,也有贝娄和辛格这样生活在美国的犹太裔作者,但是如何以文学来再现奥斯维辛,一直是横亘在作者面前的巨大难题。埃利·维瑟尔认为,“根本不存在大屠杀文学这种东西,也不可能有。这个表述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奥斯维辛否定了一切文学形式,正如它与一切系统、一切信条都是抵牾的……尝试写这种作品就是一种亵渎。”维瑟尔虽然自己写出了最伟大的奥斯维辛回忆录,但他对奥斯维辛之后语言的使用表示出了深刻的怀疑。他告诉我们:“奥斯维辛之后,语言就不再纯洁无辜。特雷布林卡后,沉默就注入了新的意义。马伊达内克之后,疯癫重新获得了神秘的魅力。”

在围绕大屠杀不可再现性的论争中,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纽约客》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指出,传统的大屠杀叙事要么强调哀悼和血泪,要么讲究事实的精确性,因为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最严肃的题材,然而莱维却以“讲故事的人”的姿态与奥斯维辛坚强对峙。他在《这是不是个人》和《终战》中之所以体现了异乎寻常的力量,是“因为它们并不鄙视故事”,读者读的虽然是堪称恐怖的材料细节,但却感到不忍释卷。

伍德的看法或许是说,犹太大屠杀题材与传统小说叙事并无抵牾,故事性的内核不意味着削弱这类作品的严肃性,虚构也不意味着在大屠杀真相这样的敏感问题上闪烁其词。莱维不同寻常的故事叙述能力,不仅让《这是不是个人》成为奥斯维辛题材的罕见杰作(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化学家,而非小说家),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见证极端恐怖的可能性。

“他幸存了很长时间”

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莱维并不是典型的欧洲犹太人,他对意第绪语所知甚少,其家人甚至还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中坚。莱维从小就认为犹太身份如同“长了鹰钩鼻或雀斑”,完全无碍他的意大利身份,他以前甚至觉得“犹太人无非是圣诞节时不买圣诞树,他们不应该吃意大利香肠,但却照样吃,他们十三岁时学了一点希伯来语,然后又忘到脑后。”然而,当他1943年因为参加反纳粹游击队被捕时,面临两个奇特的选择:“如果承认是游击队员,他会被立即枪毙;如果承认是犹太人,他会被送入集中营。”

莱维选择了后者,结果被送入意大利的佛索利集中营(此处并非灭绝营,当时条件尚可)关押了三个月,在1944年2月,又被德国党卫军送上闷罐车,开始朝向奥斯维辛的死亡之旅。那次旅行带去了650个犹太人,其中500多人在下车后即被“拣选”送入毒气室杀害,剩下的96个男人和29个女人成为奥斯维辛劳改营的囚工。莱维在奥斯维辛渡过了11个月,直到盟军解放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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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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