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第一次变成非说教性的美的偶像”

“女性形象从礼教叙事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从宫廷到大众、中亚到日本共同欣赏的现象,这是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的一个大事情。”

(本文首发于2020年8月27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美女明器屏风,绢本彩绘;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公元703年 (资料图/图)

艺术史家巫鸿印象最深的一组唐墓壁画,来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在该墓出土的“美人屏风”上,女性打扮得非常不同反响:身材修长,高髻蛾眉,身穿石榴裙,左手轻挑肩上披帛,酥胸微露。“对女性的表现非常时尚,很有当代感,时尚成为了主题或目的。”

巫鸿认为,不同于之前朝代的女性神灵和楷模,唐代丽人形象脱离了特定叙事框架和伦理说教,姿容和装束本身成为绘画表现的主旨之一。

滥觞于东周的女性题材绘画发展至唐以前,在中国艺术中已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其内容的复杂性与形式的多样性远超后代的仕女图。然而,自宋代之后,文人画、山水画地位上升,女性绘画陷入“仕女画”和“美人画”的狭隘定义中,逐渐缩小为人物画中的次级画科,为主流绘画所轻视。

1990年代开始,巫鸿在《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一书中首次把女性人物放在整体绘画的空间里,分析女性与男性、山水、建筑等视觉元素的关联性。1997年,巫鸿如此定义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女性空间指的是被认知、想象表现为女性的真实或虚构的场所……女性空间是一个空间整体——是以山水、花草、建筑、氛围、气候、色彩、气味、光线、声音和精心选择的居住者及其活动所营造出来的世界。”

2016年,巫鸿在英国牛津大学讲演时,按照年代的线索追寻中国绘画中各种女性空间的产生、发展和视觉特征,细致地探讨了这些不同时期对女性的表现——从西王母仙界的神灵空间到儒家列女的说教空间,再到山水神女的欲望空间和宫闱丽人的独立空间等——这成为后来《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一书的雏形。

巫鸿的美术史研究纵贯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史。他是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主任,并享有“斯德本特殊贡献讲座教授”荣衔。2019年,巫鸿受邀成为第68任A.W.梅隆美术讲座的讲演学者。该讲座由美国国家美术馆组织,每年邀请一位艺术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担任主讲人。在6次讲座中,巫鸿使用了两种历史材料——一个是真实视觉物质材料;另一个材料则包括历史著作,仪式、礼制和神话,而这两种材料也同样被他用在有关女性空间的阐述中。

北京时间2020年8月23日,巫鸿在芝加哥家中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专访。

“唐代画里的女性自成一体”

南方周末:唐墓壁画中再现的女性形象,与唐之前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儒家正统女性形象有什么差异?

巫鸿:当然和以前的差别很大。首先她们是独立化的,以前不管是《女史箴图》或者是《洛神赋图》,都是包括了男子和女子,丈夫和妻子、国王和王妃等,都是在故事情境中活动,但是唐墓里就完全不一样,这种叙事的情境消失了,女性成为许多壁画的专门描绘对象。而且唐墓壁画中的女性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形象,雍容华贵,心态开放,不像宋代以后的幽怨或宫怨的女性,在内苑中独自等待想象中的情人。唐代女性既不同于以前政治性和道德性的——就像《列女传》里的那种宣传贞顺节义的女性,也不同于之后这种纤细瘦削、孤独内向型的女性,她们大多比较开放活跃,妆饰尤其富丽。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性格——不同墓葬中每个画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还是不一样的,比如李重润太子墓里面女性就比较严谨,而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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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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