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被迫加速的驱动之手：AI还是利益

近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起了公众对外卖骑手群体的广泛关注，算法伦理问题也再一次成为公众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确实，当算法仅包含数字逻辑时，它的严酷、冰冷总是缺乏了些人情味。美团、饿了么等一众外卖平台寄希望于工程师能够通过外卖骑手的海量数据，优化即时配送算法以提高用户粘性，却忘记了宽容骑手，骑手们陷入了与AI算法赛跑的恶性循环，“骑手越快，数据越快，系统算法越快”。

意料之外：高效算法与收入下降 

为合理规划400万骑手的配送路线，美团的智能调度系统“超脑”可根据商圈分布、人群密集度、骑手和用户位置等数据在毫秒间建立起最优骑手规划，为骑手确认最高效的配送线路。然而，正是由于该智能系统可实时更新的高效率运转，骑手无形中被其传输的各项数据紧紧包裹，“准时率”指标便是其中一项。

 美团智能调度系统（来自美团官网“美团超脑即时配送系统介绍”）

骑手每单的配送时间自接单开始，到安全送达用户处结束。然而，在订单配送总时长不变的情况下，扣除商家出餐时长及客户取餐时长后，才是归属于骑手可自由支配的配送时长。因此，为完成平台系统中着重强调的“准时率”指标，骑手往往只能在被挤占后的有效配送时长里拼命快跑以求达标。

令骑手无奈的是，订单的配送总时长并非固定，平台参与了时长压缩之战。在刷屏网络的《骑手》一文中，一位美团配送站的站长表示：2016年，美团3公里的送餐时长最长是1小时；2017年，该时长被提速至45分钟；2018年，留给骑手的总时长仅剩38分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余亮9月13日在bilibili上发布的有关外卖平台的视频中邀请到饿了么首任营销总监朱泓源作为访谈嘉宾，嘉宾介绍：饿了么将订单配送时长设定在38分钟而不是40分钟，是因为这个时间“看起来”更精准而已）。配送时长压缩可直接降低用户的取餐等待时间，从而有效提高其订餐满意度，这无疑是提高平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举措，也由此引发了平台企业之间通过进一步压缩配送时长来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恶性竞争。

但经此反复，骑手被挤占后的有效配送时长更短了，可没有一位骑手希望自己成为不达标的“幸运儿”，不断被各方挤占的有效配送时长在时时刻刻提醒着骑手：加速。

连续派单的串联效应

美团骑手分为两种：专送和众包。专送为专职骑手，隶属于各个美团配送站，由调度系统统一派单，骑手需在规定时间内接单，如拒单过多将导致封号；而众包多为兼职骑手，可随时上线工作，骑手需在系统内抢单配送，如配送方向、距离合适，可在配送途中接受系统派单。

以专送为例，如图2所示，系统会根据在途订单情况、待送商家、用户位置和商圈情况等数据，接连派送4-5单的串联单给同一名骑手，并规划出一条用时最短的路线。然而，被串联的不仅只有订单，还有骑手被挤占的有效配送时长。倘若前单已占据大量时间，那么留给后单的配送时长将再一次被无情挤占，骑手的精神压力和物质收入保障压力在串联单的影响下更大了，为了给后单留有足够余地，骑手能做的除了“加速”，别无选择。

 某骑手串联单配送界面

骑手收入难保障

在外部舆论的高压下，美团、饿了么这两大外卖平台巨头接连发布声明进行回应。无论是饿了么“你愿意多给我5分钟/10分钟”的感情牌，还是美团的弹性8分钟及对优化配送系统和保障骑手安全的承诺，本质上都没有触及骑手们的真实诉求。9月13日，北京一外卖骑手于微博发布的VLOG 中指出，困住他们的不是系统算法，而是外卖平台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故降低订单的配送单价。

通过对部分骑手进行访谈，我们发现大多数骑手都是从工厂离职后加入了外卖配送行业，这主要源于工厂内高强度工作及严格考核与其最终收入并不匹配，相比而言，外卖反而成了还不错的工作。然而，订单配送价格却下调了，为达到最初工作时对收入的心理预期，并维持往年一贯的收入水平，骑手们只能选择在单位时间里越跑越快。一旦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收入的下降无疑会扰乱生活的节奏，对骑手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这群骑手本身就没有太多结余收入来应对未来的收入波动。

由此看来，相较于被层层剥削的有效配送时长，订单配送单价下降导致的收入下降给骑手的冲击更大，这成为驱使骑手拼命快跑的“紧箍咒”。从美团2019年的年度报告中，我们也可见一斑。

美团近两年餐饮外卖收入和成本

表1 美团餐饮外卖交易笔数

由于美团餐饮外卖部分的销售成本除餐饮外卖骑手的成本外，还包括支付处理成本、雇员福利开支、物业等，因此，我们基于餐饮外卖骑手成本、餐饮外卖收入及其交易笔数信息，可计算出美团外卖平台外卖骑手每单配送单价和每单创造收入，如下所示：

表2 美团外卖骑手每单配送单价及创收能力

备注：美团外卖骑手每单配送单价=餐饮外卖骑手成本/餐饮外卖交易笔数；美团外卖骑手每单创造收入=餐饮外卖收入/餐饮外卖交易笔数

数据显示，外卖骑手为美团创收的能力由2018年的每单5.965元增长至2019年的每单6.288元，增幅达到了5.41%。外卖行业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为平台企业消化处理更多的外卖订单提高保障而能为企业创造更多收入。骑手们跑得更快、完成更多订单，相应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大利润。

然而，与此同时，骑手每单配送单价不升反降，从2018年的每单4.773元减少至2019年的每单4.705元。虽然降幅并不明显，但从所采访的骑手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来看，2019年的订单价格下降和收入降低非常明显，实际降幅达到20%左右，即从以往的5元一单降到了4元一单的水平。这其中，显然还有一个中间环节拿走了骑手的配送收入。那么，又是谁把平台支付的配送费从骑手这里拿走了？

算法之外：利益的再次分配 

被忽视的重要利益相关方—劳务外包公司。

在平台的生态系统中，劳务公司是较为独特的参与方。实际上，平台并不直接雇佣骑手，而是通过与劳务公司合作，由劳务公司来管理骑手。由于平台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数以百万计的外卖骑手，引入各类型的劳务公司作为合作伙伴，以签订劳务协议的方式来雇佣“骑手”的劳务外包方式显然可以降低平台企业很大的管理成本。其中，劳务公司也相应从中获利，其一大收入来源就是订单抽成，即从骑手完成的订单中抽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

用户-平台-商家-骑手的多边市场

趣活，作为美团外卖业务的重要合作伙伴，目前是国内最大的第三方劳动外包公司（基于趣活披露的招股说明书）。2014年，趣活已与美团达成合作，作为美团和骑手的中介，帮助美团平台完成配送并收取服务费，同时向派出的外卖骑手支付薪酬。2020年7月，趣活成功赴美上市，在其对外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我们可以获得相关劳务外包公司的财务状况的一手数据，从而了解到更多困住骑手的原因。

趣活近两年餐饮外卖收入和成本 

表3 趣活外卖骑手及订单数量

由于趣活的经营成本主要来自支付给骑手的配送费，因此，可根据总成本和总收入计算出趣活骑手的每单配送单价和每单创造收入：

表4 趣活骑手每单配送单价及创收能力

备注：趣活外卖骑手每单配送单价=餐饮外卖销售成本/订单总量；趣活外卖骑手每单创造收入=餐饮外卖收入/订单总量

可以看出，趣活2019年的每单配送单价和每单创造收入均较2018年有所下降。

在2019年外卖大军扩招的局面下，趣活的外卖骑手从2.3万人增长到了4.1万人，增幅近一倍。骑手的扩招必然会降低其人均贡献率，尤其是对趣活这样大规模的劳务外包商而言。但是，我们关心的是配送单价，从美团的数据来看，平台支付给劳务公司的单价在2019年并没有大幅降低，但趣活的数据却显示外卖骑手单位配送单价的降幅为7.79%。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劳务公司截取了更大部分的订单收入?

我们也可以根据趣活的数据推算骑手的年收入：

2018年，骑手人均年收入：

1173414/23=51018元

2019年，骑手人均年收入：

1640415/41=40010元

与2018年相比，2019年骑手的年收入降低了27.5%，而这个年收入水平也与我们调研中采访的骑手所反馈的数据吻合。

现实之下：骑手安全与生存的抉择

在每单有效配送时长被不断压缩和挤占、每单配送价格降低的双重压迫下，骑手可选择的空间少之又少。为了安全，骑手可选择正常送单，但要同时面临订单完成量降低和订单超时被罚款的多重风险，从而导致收入大幅降低；或者将自身安全至于其次，骑手可选择超速、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规，不仅可以规避订单超时的罚款，而且可以送多单，使得收入有所保障。骑手会如何选择呢？ 

2020年上半年美团骑手的日里程分布

在美团对外公布的报告中，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有20.8%的骑手每天配送距离接近50公里，这相当于绕800米操场62.5圈。

骑手在多单配送下跑的路程越来越长，暴露在交通事故中的几率就越高。

2018年下半年，根据南京市交管部门的数据披露，南京市下半年共查处外卖骑手违章记录4503起，日均查处25起，其中违章次数最多的包括驶入快车道、逆向行驶、闯红灯、无牌上路。

2019年11月，西安市交警对外公布该市外卖企业交通违法数据，该月查处违法共348起，数量排在第一位的即美团外卖骑手。

……

我们似乎在以上数据中找到了答案，骑手们铤而走险选择了后者。归根结底，这一切可能都源于骑手们需要收入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会四处寻找可便宜租赁的电动车，会为了阴雨天气的平台补助继续逆风配送……

当舆论焦点大多聚集在AI算法缺失底层伦理时，我们似乎忘了这样一件事，在一辆电动车和一个外卖箱就可以即刻上岗的低门槛工作中，外卖骑手来不及思考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他们最需要的其实只是生活保障，因为不可否认，绝大多数的外卖骑手目前尚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底层，并且，他们从事的工作可替代性极强。因此，毫无议价能力的骑手面对不断被压缩的单位配送时长和被下调的订单配送单价时，若想在“收入=订单配送单价×订单数量”的恒等式中维持收入预期，他们只能在单位工作时间里越跑越快，用更多的订单数量来弥补单价降低造成的收入减少。

以趣活为例，通过计算2018年和2019年骑手的月均配送单量后，进一步验证了上述推断。

表5 趣活外卖骑手月均配送单量

由此可见，趣活旗下骑手的月均配送单量由2018年的646单增至2019年的663单，人均配送单量确实增加了。

然而，骑手工作量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增长，核心原因在于无论骑手如何努力工作，都赶不上订单价格的下降带来的影响。虽然我们可以强调AI智能算法可在时间分配上带给骑手更富裕的有效配送时长，但是，这是一个矛盾：

一方面，虽然有效配送时长增加可以让骑手在配送途中更从容，但是却降低了平台配送效率，另外一方面，这也减少了骑手日均接单量，总体上反而降低了骑手收入，最后迫于收入可能下降的压力，骑手还是希望能更快完成手中订单去转接下一单，从而出现“提前送达”的状况。因此，问题的关键仍在于订单配送单价。

订单配送单价降低的问题，核心还是利益分配。

美团的餐饮外卖收入由2018年的381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54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43.8%，而餐饮外卖在2019年度的销售成本为446亿元，较2018年增长了35.7%，显然，该增幅是小于收入增长幅度的，美团因此也实现了4.9%的毛利率增长。然而，美团作为带有商业色彩的独立运营主体，总要以更高的盈利为目的，或通过提高收入，或通过压缩成本。

数据显示，2019年，美团餐饮外卖业务全年交易笔数同比增长36.4%，已达到了87.22亿笔。然而，美团骑手在给企业创造更大收益的同时，却并没有分享到收益增长带来的成果。四百万外卖骑手不停的奔跑为美团换来的收益，骑手得到的却是不增反降的配送单价。

趣活近三年餐饮外卖收入、成本占比变化

趣活，作为劳务公司的代表，同样面临增收不增利的问题。趣活对外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显示，其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仍然是外卖即时配送，从2017年至2019年，趣活在外卖配送部分的收入占比分别为100%、98%和98.6%，而外卖配送成本占比也分别高达87%、79.5%和79.78%。因此，尽管2019年外卖即时配送的收入高达20亿元，趣活的毛利却仅有7.9%，这也是导致趣活自2017年-2019年持续亏损，仍未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上市前的盈利目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压缩成本，降低支付给骑手的配送费。趣活作为平台和骑手的中间商，主要以赚取差价来获利，通过上涨平台服务费或者下调骑手配送费是其提高收益的主要途径。

行业可持续：打破内卷，向上竞争

作为商业企业，外卖平台型企业始终在思考，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它到底应该怎么做。它希望企业可以消化来自用户的更多订单，并通过更高的配送效率有效提高用户粘性和自身核心竞争力；它希望能在平台生态圈的商家端收取更高佣金，在骑手端支付更低配送单价，从而增收且增利。显然，与商家相比，替代性更强的骑手议价能力更弱。为此，平台既想通过AI人工智能达到规划高效配送的目的，又想通过降低订单配送价格压缩成本。尽管平台可选的两种途径各异，但本质均是为了解决自身如何提高收益的难题，同时均以压榨骑手为代价，将平台待解决的难题传导给毫无议价能力的骑手，使其承担着精神上限时配送和物质上收入有限的双重压力。骑手该如何抉择？安全还是生存？如前文所述，骑手为达到收入的心理预期和维持收入，只能以更快的速度奔跑，试图用订单数量的增加弥补单价降低造成的收入减少。

外卖平台企业压力传导模型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外卖行业正经历着一场疯狂的内卷化。内卷本意为某行业因劳动力密集而导致的工资下降，企业失去改革动力的现象。伴随骑手总量大幅增加的是骑手日益增加的可替代性和不断降低的自身议价能力。美团等平台型企业及相关的劳务外包公司作为资本方，对利益的追求驱使其可以轻松通过不断降低骑手收入的方式来压缩成本，提高收益，那么就自然缺乏创新动力。

着眼整个外卖配送市场，已处于几家独大的寡头垄断局面。某一家平台企业的配送单价降低会使得劳动力反向涌入单价相对较高的平台，这直接为高单价平台带来了富裕劳动力，但是也为其创造了可通过降低单价来谋求利益的空间。为了实现增收且增利的目标，不必担心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的高单价平台当然会选择再一次降价，而轻松获取更多的利益。这样的结果就是单位配送单价不断降低的恶性循环。至此，平台和相关企业在资本驱动下的“掠夺本性”使其不断通过压低单价实现非良性竞争，竞相逐底（race to the bottom）的结果是企业失去其原本应有的创新改革的源动力。

当下，外卖骑手加倍工作尚且可获得令其满意的收入，但是当配送单价不断被降低，甚至触及底线，最终降到维持骑手最低生活保障的下限。那么，外卖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口红利也将逐步消失，留下的除了该行业的日渐衰落外，还有日渐突出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问题。并且，这一内卷会传导到其他行业，而导致更大范围的内卷，其后果也会更加严重。

打破内卷，向上竞争

美团等外卖平台型企业不仅是独立运营的个体，还因其涵盖用户、商家等对象，从而成为具有多边市场属性的商业平台。当下，特别是疫情之后，随着外卖配送行业的不断内卷化，为解决外卖平台-用户-商家-骑手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平台背后的所有者能够及时调整战略导向。

首先，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需坚持长期利益导向，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若仅关注眼下可得利益，将不利于企业自身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同时会使得企业失去创新动力，导致内卷化现象出现。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意识到将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且会给企业和社会带来负面效应。据此，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将员工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认为建立与员工之间互利共荣的格局才是企业长青之道。

其次，平台型企业应认清其自身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并存，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因此，需承担好“社会公民”角色。

显然，平台企业面对如此巨大的“人口红利”以及可以轻松通过“掠夺”方式获取的巨额收益时，就没有自主性去践行长期导向。那么，就需社会相关机构，如政府或行业协会进行引导。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保护骑手这一弱势群体角度出发：制定订单配送的最低限价。

最低限价的有效执行不仅保护了骑手利益，还能够从根本扭转外卖行业的内卷化问题，从而将美团等外卖寡头企业竞相压价、向下竞争的现状，转变为基于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变革。

如此一来，外卖平台作为劳动力密集行业，如果想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加入，就需要提高订单配送价格，以此迫使平台思索如何合理通过创新、优化管理等途径消化更多订单，从而提升平台运营效率来创造更多的收益；这也会引起其他平台竞争者的相继模仿，为提升竞争力而同样提升订单价格。那么，处于平台型企业的商业生态圈便会逐渐达到向上竞争的积极状态，而价格的向上延展上限则取决于平台企业挖掘其自身潜能的能力。

同时，当劳动力大批涌入良性变革后的外卖平台企业并创收后，这种积极影响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将产生影响，激励其转向向上竞争，如产业升级和降低劳动力依赖，从而也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促进社会和谐。这样看来，平台的问题不仅仅关乎平台，也关系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平台的问题，关键不在算法，而在背后的人。核心是不同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分配。打破内卷，关键在于保护弱势群体，如制定配送单价下限；从而扭转平台竞相逐底的格局，引导企业创新而转为向上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