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犹闻巴蔓子
探访巴蔓子墓，纯属偶然。
暑假携儿回太太的老家，重庆市属下的南川区，顺便在重庆先玩了两天。我们住在万豪酒店，次日打车去一个儿童游乐场时，司机见我们是来旅游的，就顺口说，旁边有巴国将军的墓哦！重庆话我听不太利落，一搜索，原来叫巴蔓子墓。
据百度词条，巴蔓子实际叫蔓子，巴是巴国的意思，只是习惯称巴蔓子，其事迹大抵如是：他是战国时巴国的将领，当时巴国发生内乱，他请楚国出兵救援，许诺割让三座城池作为代价。事平后，楚使前来索城，他以为城不可付，而诺不可负，乃割头以授楚使。看到这个自刎以谢的结局，我就来了兴趣。
下午回到酒店稍事休息，我就自己出来，依地图导航，走了不足两百米，就找到了巴蔓子墓。墓的入口处就在热闹的大街上，上方是“巴蔓子将军墓”字样，右上方有“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往下约两层，在一片封闭的地下空间内，就是墓的所在，其位置实际位于一座大厦的负二层。今存的墓碑只是民国年间重建的，有点寒伧，碑文题作“东周巴将军蔓子之墓”——最下面的“墓”字已埋入地下，左边则有四块水泥筑成的诗碑，分别刻了四位清人咏蔓子的诗作。其中第四块碑系巴县知县王尔鉴的诗：“穹窿哉，蔓子墓。渝城颠，石封固。多少王侯将相陵寝穴樵儿，独此屹立两江虹势迥盘护。头断头不断，万古须眉宛然见。城许城还存，年年春草青墓门。君不见，背弱主，降强主，断主之头献其土。又不见，明奉君，暗通邻，求和割地荣其身。惜哉不识蔓子坟！”此外就萧然四壁，别无可观了。
回广州后查检文献，始知巴蔓子事的史源只有一个，即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原文见卷一《巴志》：“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籍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关于《华阳国志》一书，研治最深细的当数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其注释有云：“巴蔓子事，盛传至今。群书皆据《华阳国志》，不知常氏何据。由其文格，知其出于谯周《巴记》。云‘周之季世’，不及年度，亦民间传说之言也。其事，当出于巴王已都阆中之后。江州以东地面，只留王族重臣镇之。蔓子所镇地近于楚。有叛乱时，为距巴都已远，故缘世婚，求助于楚。其许楚三城，仍当请之于巴王。巴王不许，故蔓子以头谢楚王也。……”照这么说，巴蔓子的事近于传说，实在若有若无之间。不过，巴蔓子的事迹即便在历史层面未必真实，在社会心理层面总是真实的，也是深有内涵的。
那么，巴蔓子故事的内涵何在呢？为什么我会特别感兴趣呢？
说起来已是有些年份的事了。那时我很偏重中国上古史方面，注意到那个时代很有殉名轻死的风气，可说存在着一种日本式的“耻感文化”，故文献所见自杀的例子异常的多；又因为本来对社会学颇为重视，亦熟知涂尔干的名著《自杀论》，故有意从社会学立场做一个《上古自杀考》的研究。以后一直陆续留意搜集材料，所知的个案大约已有二百多例——而略略查检我的笔记，发现巴蔓子至少曾记下两次，只是我没有钱锺书式的记忆力，且题目久已放下，在重庆时竟完全没有印象了。
关于上古中国人的自杀问题，似无现成的研究，但至少有两种间接的前驱性论著，一是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一是钱穆的《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他们着眼的并非自杀问题，但皆以人为纲，包含了相当多自绝以殉道的事迹，梁著有近四十例，钱著也有十多例。不过，略检两著，皆不见巴蔓子之目，或者因《华阳国志》较晚出，又只是西南一隅的史地志，故为梁、钱所遗吧？而巴蔓子的故事显然最切合梁、钱所论的主题：他之死，是“武士道”的，他之所以死，又是“道德精神”的。
巴蔓子故事让我感兴味的还有一点，是其行为所致的两难处境：若遵守承诺割让城池，则有负于巴王，损害了“国家利益”；若拒绝割让城池违反承诺，则有负于楚王，违背了“国际信义”。二者必居其一，于是他惟有选择违反承诺，而以一己之死谢罪。
英国思想家伯林有个见解：价值是多元的，同时也是矛盾的，不同价值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并存。其《自由五论》有一段话：“……目的是相互冲撞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事物。……理想的生活，在其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不会丧失或牺牲，所有合理的(或者高尚的，要么就是合法的)愿望都能够真正得到满足，这样一种观念，这种经典的见解，不仅是乌托邦，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于是，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这个意思，一言以蔽之，可谓之“价值冲突论”，虽未必多么深刻，但却不可移易，而且适用于很多历史情境。过去我曾借此解释施琅问题，解释“国家统一”与“民族气节”这两种价值在施琅身上的冲突。现在我觉得，以此来解释巴蔓子问题也极贴切：“国家利益”和“国际信义”都是绝顶重要的价值，也是无法相互取代的价值，但当他面对楚国使节的时候，这两种价值显然已无法兼得了。
我还想到两个事例，可与巴蔓子作对照。一个是春秋时的大力士鉏麑。其事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是说晋灵公无道，大臣赵盾赵宣子进谏，灵公怒而谴鉏麑暗杀之，但鉏麑见赵盾忠公为民，不忍加害。“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杀害社稷之臣，是不忠于社稷；违反君主之命，是失信于君主。鉏麑面对的是“爱国”与“忠君”的价值冲突，公私之间，避无可避，遂惨烈地撞树而死。
还有一个是明代的歌妓王翘儿。据明人梅鼎祚编著的《青泥莲花记》卷三，王翘儿为海盗所虏，但深得匪首徐海宠爱，后来更力劝他降于官府，结果官府背信而杀降。“翘儿既从永顺酋长，去之钱唐。舟中辄悒悒不自得，叹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国事诱杀之。杀一酋而更属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王翘儿一方面觉得“我以国事诱杀之”，帮助官府诱降徐海，是出于公共的利益；一方面又觉得“明山遇我厚”，徐海对她言听计从，实有私人的情义在。她思前想后，公私两种价值的冲突无法消解，加上个人的结局亦不如意，故终于选择了投水自沉。
鉏麑、巴蔓子、王翘儿的结局不约而同，其动人之处，当然在于他们的敢死。但他们的死所以显出深刻意味，却在于他们都陷入了无从自解的两难处境，都陷入了绝对的价值冲突。不妨说，他们之选择自杀，是在个人行为上具体而微地诠释了“价值冲突论”，是由于对立的价值撕裂了他们的存在。
以上这些，就是我对巴蔓子故事的探究。应该说，我关注的重点所在，只限于巴蔓子作为故事的内涵。
至于巴蔓子身后的遗存，《华阳国志》记载楚王“以上卿之礼葬其头”，而“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上古茫昧，自然已无从稽考。宋代以后，四川、湖北皆有巴蔓子冢庙的记载，惟颇有歧异，亦难徵信。而重庆这个巴蔓子墓恐怕更为晚出，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皆断然指为后人出于附会而建造——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当日从巴蔓子墓出来，我又往前，去了附近的通远门旧城墙。
城墙似是明代遗迹，已重作修整，在马路间突兀而起，气势犹壮。攀援而上，信步闲行，见到有一幅复制的重庆旧地图，西北角可见“通远门”的标注，也可见“东周巴蔓子墓”和“将军坟”的标注，只是旧时的城界已成了闹市，四顾自无莽莽苍苍之感，惟觉熙熙攘攘而已。
胡文辉，学者，现居广州，著有《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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