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身后,总有悲凉的回音

八百壮士的最后一幕,无论是1975年台湾版的《八百壮士》,还是2020年的大陆版《八佰》,都是结束在历经枪林弹雨,穿过那一条生死交界的桥,在壮烈的拼搏之后,让八百壮士最终得以达到英租界,得了一条生路。

然而,后来幸存的三百多个壮士,和那个女童子军杨惠敏,却在后来的旅程历经磨难,漂泊天涯,流浪死生。那未曾说出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无由言语,只能默默凝视战争下,生命的卑微,战乱时代的无奈,以及人性的最后的尊严。

(本文首发于2020年10月15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朱又可

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开拍,杨惠敏与演杨惠敏青年时代的林青霞合影。

历史如果像电影,可以结束于最辉煌壮烈的一刻,只留下绚丽、灿烂、热血、英雄的最后一幕,歌声响起,幕落下。那该多好!

然而,时间是延续的,历史是连绵不绝的,灿烂辉煌过后的际遇,那寻常而折磨人的生存处境,才是真正考验人性的开始。一如希腊神话里尤里西斯漂泊的旅程,是死生的考验,却是另一部史诗的开首。

八百壮士的最后一幕,无论是1975年台湾版的《八百壮士》,还是2020年的大陆版《八佰》,都是结束在历经枪林弹雨,穿过那一条生死交界的桥,在壮烈的拼搏之后,让八百壮士最终得以达到英租界,得了一条生路。

然而,后来幸存的三百多个壮士,和那个女童子军杨惠敏,却在后来的旅程历经磨难,漂泊天涯,流浪死生。那未曾说出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无由言语,只能默默凝视战争下,生命的卑微,战乱时代的无奈,以及人性的最后的尊严。

2020年九月,《八佰》上映后不久,我接到老友唐湘龙电话:“电影中那个女童军杨惠敏有一个次子叫朱复轰,希望能与你联络,他有心重出母亲的书,想请你帮忙写一篇序。”虽然并不相识,但我好像听到历史召唤一般,想都没想就回应了。直觉告诉我,当历史来叩门,一定有它的道理。那背后,还有它未曾诉说的故事,需要被听见。

朱复轰随即带来他母亲已绝版的著作《八百壮士与我》一书。此书写作于1969年,原本寂寂无名,1975年丁善玺导演的《八百壮士》上映,轰动一时。当时林青霞主演的杨惠敏一角万众瞩目。但电影主角轰动,真正的主角杨惠敏却备受冷落。她希望去看戏,跟拍摄的中影公司要电影票,竟只得了四张。而相关人员对她不理不睬。她非常生气,告诉了孙元良将军。当年,死守四行仓库的524团,就是属于孙元良将军的八十八师,谢晋元团长是他的部属。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也在电影里参与演出。孙元良听到杨惠敏受冷遇的消息,非常生气,随即拿出了三千元,印刷了一份当年死守四行仓库的相关资料与照片,成为一本简单的书,带着杨惠敏,拿去西门町电影院的门口,公开叫卖。

隔天的报纸即以《电影银幕是主角,戏院门口当小贩》为大标题,附上杨惠敏照片,刊登出来。这是何其反讽的一幕。这时中影公司才惊觉事态严重,马上来招呼照应。而此时电影《八百壮士》正作为政策片在轰轰烈烈地宣传着,全台大卖。

孙元良贵为退休将军,依旧如此烈性,而杨惠敏的耿直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直到这时,《八百壮士与我》一书终于重新出版,并发行到一些学校中,成为学生学习的典范。

朱复轰说,从小到大,他常常看见妈妈自己坐在那里,眉头紧锁,眼神深沉,神情忧伤,久久不说一句话,有时呼唤她,也没有回应,好像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那时候的社会,根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忧郁症,只知道她心事重重,郁郁寡欢。还好,爸爸是台大教授,年纪比妈妈大了三十三岁,经济上还算小康,家里请了保姆帮忙照料。

直到1975年电影放映了,八百壮士重新受到肯定,她再度成为被瞩目的英雄,她才愿意走出来,面对自己是杨惠敏的历史。自1947年来台湾后,为了隐姓埋名,她改名“杨希贤”,已经二十几年了。

朱复轰可以感觉到,妈妈终于走出了忧郁,摆脱那些阴森惨然的过往,走出内心的长夜,开始在阳光下展露笑容。

然而,那长夜,已经紧紧笼罩她的心,长达三十五年。

一切都得从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穿越枪林弹雨,走入英国租界开始。

少年时期的杨惠敏在校园。

1937年10月31日,谢晋元奉蒋介石的命令,指挥幸存的三百多人退入英租界,进入跑马厅,随即依照国际公法,全体解除武装。当武器全部缴出时,所有士兵泪流满面,他们知道,战斗被结束了。

11月1日,孤军被带入胶州路的意国兵营,划定界限,不能跨越租界一步,自此成为租界区中的“国际俘虏营”。仅存者被称为“孤军营”。常有上海市民、外国友人有感于他们的英勇,会赠送各种食品和日常用具,供其使用。每个周末有如节庆,可以自由进出参观孤军营。但随着日本侵略扩大,战情恶化,他们处境也愈加艰困。

谢晋元并不气馁,他知道部队有大部分士兵是文盲(一如《八佰》里所刻画的那样),他筹办读书班,让士兵有机会受教育。每天早晨,他依旧集合所有人,作五分钟的精神讲话,跑操场,维持体能锻炼,随时准备上战场。1938年8月11日是八十八师在无锡誓师抗日一周年纪念,孤军特别向租界当局要求举行一次正式的升旗典礼,不料受到营房外驻卫的白俄人的干涉,光天化日之下,对着手无寸铁、准备升旗的壮士扫射,造成四人死亡,十一人轻重伤。

他们痛哭,绝食五天抗议。然而,在租界里是列强的天下,孤军处境形同俘虏,有冤无处申诉。从此后更不准升旗,只能唱着“国歌”,在心中升旗。日子一天一天消耗着。

1940年,汪精卫政权成立后,为了扩大宣传,积极拉拢谢晋元,许以重金甚至陆军总司令,都被谢团长严辞拒绝。1941年4月20日,谢晋元在清晨五点举行早操跑步的时候,突然遭到四个持械暴徒的暗杀。他的副团长上官志标舍身上前要抢救,却不敌暴徒的刺杀,身中六刀,不支倒地。谢晋元壮烈牺牲。

这四名暴徒是谁派来的,众说纷纭。然依当时上海情况,当属汪精卫无误。

1941年,随着日军发动珍珠港突袭,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8日,已经与英美交战的日军毫无顾忌地攻入租界。最后的孤军至此全部成为俘虏。从四行仓库撤退至此,他们作为上海的精神支柱,在敌人占领区的租界里,坚守了四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

为了打散孤军,日军将他们编入各地成为苦力、奴工,甚至远至南洋岛国。直到战争结束,仅有一百余人幸存,回到上海。他们有一些人找小工作维生,甘心为谢晋元守坟。这些平凡的生命,仍持守着义人的精魂。

为了抢救谢晋元而身负重伤的副团长上官志标幸而未死,被日军送去当苦力,因劳苦过度而病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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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汪亚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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