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牺牲的战友，我们是幸运的”丨抗美援朝70周年⑧

我叫赵英远，今年89岁，1950年参军。我原来是23军202团的文化教员，1952年调入师部医院参加抗美援朝。

当时我们的野战医院距离前线仅有数公里，因条件有限，只有轻伤员能就地治疗，重伤员只能转运后方。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医院没有血库，医护人员就轮流献血；缺少蒸馏水，我们就架起大铁锅烧出蒸汽自制。为防止敌机“一窝端”，我们把病房建在不同的山头……

抗美援朝老战士赵英远。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夫妻同时入朝

我的老家在安徽巢县，我和丈夫都是23军202团的。当时他在团部做组织工作，我做宣教工作。我俩于1952年9月结婚，没过几天就收到了23军要入朝作战的消息，随后我俩就一起去了朝鲜。

我们大部队先在江苏太仓集结，经安东进入朝鲜，然后朝“三八线”进发。行军路上有很多美国飞机，日夜在天上飞，我们一直是“夜行昼伏”。一般都是晚上五六点钟开始走，到早上五六点才休息。朝鲜山多，行军的时候，我们就穿行在山里，经常要爬山下山。

入朝的冬装已经发了下来，棉衣棉裤加起来有8斤重。除了冬装，每个人还要背自己的背包，还有1支十字镐，大概有十几斤。夜里走着走累了，后面的同志打瞌睡，一头趴到前面的同志身上。好不容易到达一个休整地点，可还没放下背包，飞机又来了，只能立马四处疏散隐蔽。

美国飞机发现一点点火星就丢炸弹，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很多男同志想抽烟都不能抽，晚上住宿的时候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