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另一个人离世，那也是爱情的重要部分”

雷蒙德·卡佛生前饱受失业、酗酒、破产、暴力折磨，仍坚持短篇小说和诗歌创作，被誉为美国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 （资料图/图）

新冠疫情期间，诗人苔丝·加拉格尔很少出门，常见的就三个人。她住在海峡边的“港屋”，不远处是父母留下的一小片树林，有八头鹿来来往往，把那里当做休憩的地方。在温馨的玻璃房，她望见了边境的山峰与更远的加拿大。

母亲的故居就在隔壁，她栽种的杜鹃花每年5月还会盛开。母女两人相守十八年，度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光。苔丝又在周围种下覆盆子与各种各样的蔬菜，经历很多别离后仍旧热爱生活。

和南方周末记者通话时，苔丝在与作家雷蒙德·卡佛居住过的“山脊屋”。屋子面向山峦，存放着书籍、档案，还有她和卡佛，以及后来的伴侣、爱尔兰画家乔西·格雷一同收集的物品。1988年，卡佛在“山脊屋”去世。三年前的年底，常在这里工作的格雷离去，她来这儿的时间就少些了。

“我和雷在一起十年，和乔西在一起二十五年。”谈起爱情、生活与文学，苔丝透露着坚定，又像全心享受其中，毕竟它们都如此来之不易。这种语调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卡佛在人生最后十年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就像他用的那个词——“第二次生命”。

苔丝通常每天在“天屋”待上四个小时。这座小屋留下了她和卡佛的太多回忆，譬如那些写诗、静修的悠长日子，譬如招待日本来客村上春树夫妇。后来翻译了卡佛全部作品的村上春树感叹：“那仅此一次的相逢却给我的人生留下巨大的温暖。”

但卡佛经历了太多动荡生活。他早早结婚并拥有一对儿女，不到二十岁就艰难地维持生计，做过清洁、看门和加油等众多收入微薄的工作，不停地搬家。他坚持写作，短篇小说时有发表，却似乎总是看不到希望。失业、酗酒、破产、暴力等问题叠加之下，他心力交瘁，同时，又清楚地看到底层劳动者注定破碎的人生。

快四十岁时，卡佛幸运地戒酒。1980年，他将短篇小说集《新手》交给克诺夫出版公司的编辑戈登·利什。原稿经利什删改，于次年以《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注：下称《谈爱》）为名出版。这本小说集令卡佛不安，却给他带来巨大声望，并以其简略和戛然而止的风格给他带来了“极简主义”标签。

1983年，村上春树读到《谈爱》中的《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深受感动，一口气将它译为日文。次年，他拜会卡佛，觉得遇到了“时代同路人”：“这是可以信赖的人，无论小说还是为人，这便是当时我从雷蒙德·卡佛这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得到的印象。寡言，心神不宁，佝偻的背更加佝偻，小声地窃窃低语。思考时颇费时间。时不时说句诙谐的话，不好意思似的讪笑，然后板起脸来。一边谈话一边喝许多红茶，不时炫目般眺望浮在窗外的太平洋。”

熟悉卡佛的人，都对他的羞涩和喃喃自语印象深刻。因为录音效果糟糕，一些采访者非常沮丧。他是热心的人，陪同酗酒的学生前往匿名戒酒会，善意地给学生打高分数，以免给他们的文学前途留下阴影。他和文坛前辈兼酒友约翰·契弗保持着联系，交换书籍，因双双戒酒而兴奋。不过，他仍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恐，小心翼翼地与过去的生活保持着距离。

在诗歌《给苔丝》中，卡佛写出了脆弱与希望的交汇：“当我闭眼躺在那儿，/正是在我想象假如我真的再不能起身/那将会怎样之后，我想起了你。/我睁开眼，彻底起身，/重又变得快乐。/我感激你，你知道。我想告诉你。”

“我们爱他的诗，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人生的巅峰和低谷。”苔丝在《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的序言中写道，“相反，是那种对现实探求的激情，是诗人重访绝境和失意旧地的勇气始终吸引着我们。”

这种评价当然适用于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