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这一年，我还好”：疫情周年观察

武汉得胜桥社区，生活恢复正常，居民外出遛狗。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初雪比2019年早来了6天。2020年12月13日，东湖边飘起碎雪，上千万武汉人意识到，与疫情相伴的日子，快一年了。

疫情漩涡中心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华南眼镜城的店员徐弦翻出了2019年“双十一”买的米色长款羽绒服，那一瞬间，她隐约闻到了封存大半年的消毒水气味。

2019年12月31日中午，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报：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经多方分析，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

年关将至，行色匆匆的人们在手机上分享这条消息，并没意识到，这条通报，将开启怎样的2020年。

其时，这座九省通衢的大城正在加速流动。大四学生王书腾刚结束了研究生考试，搭上回湖南老家的列车。计划休假回内蒙古老家的医生张笑春未能成行，她在收拾行李时接到紧急电话，被叫回医院。86岁的老校长刘道玉还在医院陪护老伴，前一天去了趟水果店，他有些感冒的迹象。良品铺子店长杨拉拉的新店刚开业三周，客流不错，她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旺季备了100万元货。

随后，新冠病毒突袭，封城76天，死生契阔，这个城市经受了1938年武汉会战以来未曾有过的惊心动魄。

城市解封之后又直面生计，人们在各自的行当里经历着跌宕起伏。制造业复苏迅猛，光谷的高科技工厂疫情中都持续生产；服务业的重启则更艰难，防疫与人流物流为敌，更多经营者盯上了信息流，学着做无接触的生意；医院里，精疲力竭的医护人员艰难打扫战场，疫中埋下的心理创伤浮出水面。

2020年就此将尽，饶是幸运与病毒擦肩的人，也被疫情改变了生活轨迹。王书腾考研失利，又错过本应热闹的春季招聘。养老院推迟开业，刘道玉吃力地在家中照料卧床的老伴。张笑春的忙碌持续到秋天，她的父母不幸感染病毒，痊愈后却与她生了隔阂。封城那天，刚签收15万新货的杨拉拉被要求关店撤离，如今，门店营收刚勉强回到同期水平，盘算着又一年春节备货，“还是要警惕一点”。

5月重新开市的华南眼镜城安静冷清，空调没开，店员凑在一块儿闲聊。病毒仍是这里最高频的话题。

11月20日这天，最新鲜的消息是“意大利科学家在2019年9月的血液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再度为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发源地提供依据。

“我们还是很介意被视为病毒发源地的。”徐弦说。

“像打了一场胜仗回来”

这一年生意不景气，徐弦舍不得再添置大件衣物，又穿上了那件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羽绒服。

2019年12月30日那天，徐弦值班守店，深夜被一阵刺鼻的气味惊醒，她披上羽绒服跑到窗边一探究竟——楼下的海鲜市场灯火通明，都是身着白色防护服、背着消毒水的人。她本能地拉起羽绒服的拉链，“也不知道是怕病毒，还是怕消毒水的气味”。

市场和眼镜城很快关闭，1月6日，徐弦被疏散回家。那些天穿过的衣服，全晾晒在阳台上，她把消毒水和酒精灌进花洒，反复喷洒。

“几次都想把它扔了，花洒也想扔了。”但这件羽绒服是她咬牙买下的，1800元，相当于卖出30副眼镜的收入，通常情况下，要半个月才能卖出这么多。

羽绒服就这样从1月挂到了5月，才被装进收纳袋，徐弦还特意抽了真空——宛如对病毒的一种隐喻。

尽管武汉在4月解封，但城市的“真空”生活持续到了初夏的到来——半数以上受访者回忆，转机是在6月抵达的。

一个背景是，6月到来前的半个月，武汉市对9899828名居民完成了一场全民核酸检测。

肉眼可见的迹象是车道又拥堵了，这提示着武汉日常的回归。心有余悸的驾驶员面临更多的交通事故，6月，武汉地区的平安车险理赔员每天要处理540笔报案，与2019年同期持平，这成为恢复得最早的城市指标。到了8月，这个数字增长到640，同比增长30%。

激增的事故数字，反映出汽车业的复苏——出于对病毒的恐惧，更多人决定自驾出行，这带动汽车消费触底反弹——整个2月，武汉仅售出11辆汽车。而到了5月，武汉出台对本市生产汽车的补贴政策后，东风本田太子湖4S店销售顾问刘梦时常遇到的提问是，“哪辆车可以马上拿到？”“我就是要能最快拿到的车，开去上班，不用再挤地铁，此外没有别的需求。”

到了5月下旬，距离东风本田第二工厂仅500米的太子湖店已经遭遇“车荒”，展厅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两三辆已被预订出去的展车，提车通常需要等两周。

对刘梦来说，这样的“烦恼”久违了。2018年起，中国汽车业销量连续两年负增长，不少车商都面临去库存难题。“2020年前10个月业绩已经超过2019年同期，全年应该同比微增”，疫情后武汉车市的行情超出了从业者预期。

疫情前，刘梦从事平行进口车销售，格外知晓不同市场的冷暖：疫后车市爆发倚重刚需客户，进口车客群则普遍推迟了购车计划，风险之下，武汉人的消费观更务实，享受型消费被抑制。

市场需求倒逼汽车业的早早复苏。东风本田第一工厂焊装1科工人宁成，是在3月22日一早回到工厂上班的。工厂停产的日子里，他当了46天志愿者，接受了14天隔离。

停车场与工厂连接的天桥上人来人往，同事们的白棉布工装在阳光下格外明媚，不像防护服那般刺眼。隔着口罩，宁成仍能从同事微咧的脸颊中察觉到会心一笑，“像是打了一场胜仗回来”。

长期销量大于产能的东风本田，停产五十余天意味着10万辆产能的流失。进入4月，宁成的上班时间较以往延长半个钟头，以支持工厂实现120%的产能利用率。

4月6日这天，东风本田的生产线下线了3000辆整车，而正常日子里，全武汉每天下线汽车的数量不过5000辆。这距离这家汽车制造商复工仅过去26天。

意外的转机

同样在6月，湖北菜连锁品牌老村长的灶台开始不够用了，运营总监韩磊决定下线一家外卖平台，主动砍掉近一半外卖量，保住堂食品质。

餐饮业的复苏来得并不容易。韩磊估算，1/4的武汉餐厅没能熬过疫情，疫后特色餐饮比常规餐饮恢复得更快——武汉解封后的24小时内，卖出了8000份小龙虾外卖，但2020年的小龙虾价格比2019年跌去一半，最低时仅10元/斤。

老村长在疫情中活下来，靠的是搭建社区团购售卖半成品。疫情中萌发的社区团购商业模式，疫后在武汉深入人心——老村长的中央厨房是按照50家直营门店设计，如今只开了30家，余下20家的产能被社区团购消化。

属于小经营者的转机来得更晚一些，郊区黄陂的村镇之中，加十分制衣厂老板向京艳和她的123名“宝妈”员工，直到7月还“很绝望”。

向京艳的5间制衣厂选在学校附近，员工都是“宝妈”——需要照顾孩子的年轻母亲。工厂里挂着“宝妈”特色鲜明的标语：“相信自己，宝妈最棒！”

然而为这群年轻母亲提供岗位的工厂，差点没能熬过2020年。

制衣厂是2017年成立的，通过电商平台和代理商销售集体服装，主要生产学校活动所需的班服、校服，2019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

岁末年初，密集的节庆季也是集体服装销售旺季，向京艳直到去年腊月二十八还在发货，仓库里备着100万元货值的短袖衬衣，以备三四月的学校活动旺季。

疫情来了，学生在家上网课，复课后也削减了大型活动，这批衬衣积压了。年前发出的上千件货，也在解封后被拒收退回——买家拒绝了自武汉发出的货物。

频繁的退货持续到5月。“当时感到很绝望”，向京艳回忆起解封初期那段日子时声音有些嘶哑，她靠着30万元的网商贷和一张25万元的大额信用卡，咬牙支撑。

5月之前，向京艳每天都会接到几个员工带着哭腔的电话——不少人家中都断了收入，希望尽快分到一些活，去填房贷车贷的窟窿。订单有限，向京艳只能将员工分为几组，让大家轮班上工，好歹有点收入。

转机在7月意外到来。

加十分生产的校服借鉴了一些日本高中校服的元素，因而在网店上也会带上JK制服（即日本女高中生校服）的标签，今夏的JK热潮，将流量导入向京艳的网店。

“后台很多买家都是搜索JK关键词来的。”向京艳最早是从喜欢动漫的小女儿那儿知道这种在年轻人中流行的款式，但一直没敢尝试，“我们设计能力比较弱，害怕做出来效果不好，积压在仓库里”。

7月底，向京艳试着接了一个小单，客户派来一个跟单打板的师傅，厂里手艺最好的黄红霞跟着师傅学。

JK褶裙的要求很高，每一褶的宽度都要统一。50件长裙花费了黄红霞四五天时间，“一个褶的误差就会导致整条裙子拆了重做，拆得不好还容易出现废品。”

上手后，黄红霞开始教会更多同事，加十分也接下更多这类费工费力的订单——到了秋天，产能提高到每天800-1000件，已经占到销售额的一半多。

“就感觉稳了”

平安产险小微项目经理手里的数据，能体现武汉的小微企业度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年份：2020年小微企业续保率为60%，较往年低了20个百分点，“没有续保的企业大多关门或停业了”。

良品铺子店长杨拉拉测算，她的门店日流水要超过两万，才能覆盖成本。过去一年，营业额超过两万的日子屈指可数，但她还是背靠着大企业勉力维持。

2月24日，良品铺子在上交所上市，这是疫后武汉第一家新上市企业，彼时武汉尚未解封，上市仪式在武汉举行，通过上交所网站直播，视频模拟的铜锣声，回荡在尚未解冻的武汉城上空。

敲钟这天，杨拉拉给协和医院西区的一名新冠患者送了一单外卖，对方通过留在外卖平台上的联系电话，加上杨拉拉微信。

“姐姐我跟你说吧，我都快要死了，现在也没什么味觉，就想吃一点有味道的零食，外卖员一看到我（地址）是医院就把单子取消了，你想办法给我送一点好不好，我还想要两卷卷纸，你能不能帮我买一下一起送来？”杨拉拉翻出聊天记录。

这名患者下单了2000元的零食，杨拉拉又从家中带上两卷卷纸，绕着医院找了三个门，才通过一个保安给送进去。

尽管没有公司股份，杨拉拉看到上市新闻还是格外高兴，“就感觉稳了”。杨拉拉在良品铺子待了八年，工作第二年就当上了店长，格外珍惜这份工作。她的新店面开在一家购物广场中，2019年12月8日才开张，2020年1月20日就被要求闭店，当时，店内仓库存着价值100万的货，其中不少还是保质期3个月的短保产品。

“封城”期间，商场店无法开门，社区店率先复工。为了消纳店中货品，杨拉拉报名到社区店支援，又当店员又当外卖员，把社区店的库存卖完后，就能消纳自己的存货。“不然等到4月复工，仓库里的存货肯定要过期一大半。”

零食是疫中的慰藉。在跟杨拉拉通话时，医院里的患者时不时会呼唤护士。“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但从语气就能听出她的焦虑，”杨拉拉回忆，“把零食送到后，我就劝她尽快平复下来，多体谅护士，少给她们添麻烦。”

和老村长、向京艳相似，杨拉拉在解封后同样想尽办法自救。疫中送过零食的顾客成了她复工后的支柱——她鼓励顾客来店里看看，跟顾客分享抢消费券的秘诀，顾客也愿意照顾她一些大额生意，甚至赶在考核日来帮她完成销售目标。

5月中旬，随着第一批消费券的发放，杨拉拉的营业额疫后首次突破了一万。“像是迈过了一道坎。”杨拉拉说，但随后一直起起伏伏，周一卖个几千块，周末突然能突破两万，比疫情前一直还差一点。

眼下，又到了春节备货的季节，2019年的大库存令她心有余悸，一番纠结之后，她决定，还是再冲一把。

在武汉，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重新开业之路都隐藏着风险。

复工一周后，武汉杭隆汽车销售公司申请到一批检测名额，经理张萍立马安排先期复工的员工都测一遍。

到了4月14日，张萍接到疾控中心电话，第一批复工的一位食堂师傅被检测发现为无症状感染者。“第二批复工的员工刚刚就位，但疾控要求我们立即停业”，张萍形容是“遭到厄运的再度暴击”。

幸运的是，这家常年与车险打交道的汽车企业购买了“复业宝”，这份保险产品能保障因传染病导致的经营中断。复工前，张萍花1600元购买了最高保额的产品，停业4天，她每天都能获得6000元补偿。

2020年夏天，武汉市民在长江边乘凉散步。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去处，归处

忙于生计的人们几乎无暇回忆起封城的日子，而站在人生拐点的人，不得不在疫后思索自己的去处和归处。

同样在初夏的6月，珞珈山谢下一个春天的缤纷，15000名毕业生在馥郁的栀子花香中回到武汉大学。校本部的本科生大多住四人间寝室，学校安排他们分两批返校，一次两人。

新闻学院毕业生王书腾被安排在第二批。6月23日，她回到宿舍，室友已经搬走，留下两张空荡荡的床铺，线上毕业典礼已在3天前举行，楼道里到处都是包装纸箱和来往的快递小哥，场面一片慌乱。

半年前，王书腾匆匆赶回长沙，参加湖南省选调生考试，继而返回湘西家中。不曾想，就此一别，再没有机会和大学生涯好好说再见。

困在湘西的春天漫长而焦灼，她先是收到考研失利的消息，又迟迟未等来选调结果，迫在眉睫的毕业季逼迫她要尽快做出打算——启程返校前，她终于拿到一份武汉国企的工作，这也是她在春招季唯一投递的工作。

兜兜转转，结果仍是大武汉包容了她，即使选调机会后来姗姗而至，她还是留了下来。

大学四年，王书腾囿于武大的湖山之间，很少涉足这座城市的其他区域，也谈不上归属感，但当她需要选择一个落脚的城市时，武汉似乎是不二选择。“它足够大，足够包容，我也还算熟悉。”

7月入职后，她被分配在汉阳的业务部门，走入武汉市井，开始重新、真正认识这座大城。

2018年，这座拥有130万在校大学生的城市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留汉计划”——用五年时间留下100万大学生，这意味着武汉需要吸引70%以上的毕业生。

王书腾的选择，似乎印证了这场努力的成效。

王书腾回到武大的6月，老校长刘道玉也在准备一场严肃的珞珈山告别——从读大学算起，他已在山下生活了六十余年。

按照原计划，刘道玉准备在2020年春天搬入一家名为“楚园”的养老院，楚园坐落在东湖东边的严西湖边，远离城市干道，环境幽深。

疫情发生前，刘道玉在照顾夫人住院时感染病毒——所幸是甲型流感病毒，而非新冠。疫情来袭，楚园迟迟无法开园，住家护工也提早离开，刘道玉只得在家照顾夫人。

“若不是夫人病重需要人照顾，我还是不愿意离开武汉大学。”11月在楚园，刘道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87岁的自己实在无力照顾85岁的老伴了。

6月中旬，获悉楚园即将开园后，刘道玉恢复了在校园里散步的习惯，每天试着多登几步石梯，恢复居家多日后渐衰的体力。

7月22日，他终于登上了珞珈山，吟出“青松翠柏依然秀，未闻鸟语映花香，今日告别珞珈山，但盼他日再相逢”的诗句。情之所至，泪流满面，下山回家后，直到下午才有所平复。珞珈山垂直高度不过百余米，但在此之前，他已有十多年没登顶过了。

3天后，他和老伴搬入楚园，园内配备了专科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刘道玉的健康状况比夫人更差，“几乎全部亮起红灯”。疫情也改变了这位老人的生活习惯，“我原先处处节俭，现在也不再吃剩菜剩饭，勤用流水洗手了。”他说。

那是一个阴转晴天的日子，搬家的刘道玉长舒了一口气，他在诗中写道：“尽情享受自然美，执子之手养天年。”在结束了《美的教育》写作后，老校长准备在这里完成他最后的写作计划——《自由教育》。

“疫后综合征”

也是在初夏时，武汉本地歌手冯翔的新歌《夏秋谣》开始在城中传唱。此前整个春天，他的歌《汉阳门花园》几成抗疫主题歌。这位曾经的精神科医生却对此十分难过。

“这是我在最困顿时写下的歌，如今这么多人传唱，说明大家的日子都很难受。”这一年里，冯翔被反复问及对《汉阳门花园》走红的看法，“问的人多了，我才想明白人家想知道不是我的感受，而是为什么这首歌能够抚慰这么多人。”

在他自己看来，《汉阳门花园》描写的是武汉人最平淡无奇的生活，和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寒天封城的日子里，谁都想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民主路”“家家”“藕汤”这些独属于武汉的记忆，才是抚慰人心的原因。

这天，冯翔匆匆赶去接幼儿园放学的女儿。疫情也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在武汉精神卫生中心的音乐治疗课被迫中止，线下演出也受到影响，但他也有了更多时间，观察这座他倾注了全部创作热情的城市慢慢苏醒。

冯翔的前同事、武汉的精神科医生们接到了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到社区去，抚慰被疫情击中的居民。

4月，国家卫健委等9部委就将武汉增设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被视作武汉为化解“疫后综合征”开出的一剂药方。

据武汉晚报报道，疫情期间，武汉的精神科医生共接听了60546通充斥着哭喊、无助和焦虑的求助电话。解封之后，热线渐渐安静，但创伤未止，反而变得更加隐匿。

2020年11月，精神科医生张安刚刚下沉到汉阳区某社区。他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社区卫生中心，由社区干部介绍痊愈患者、病亡者家属和感染者家属等人群前来治疗。

张安在疫情中负责接听求助来电，求助者大多表达欲旺盛，而疫情后，社区中的患者则更为封闭，不少还是家属和社区干部做了工作，才肯来咨询，两三次治疗下来，才能打开咨询对象的心理防线。

一位重症康复的老人令张安印象深刻——他在武汉一家工厂工作了四十多年，原本爱好广泛，朋友也多，但康复回家后便单独用餐，自我隔绝，也不愿出门，继而连说话也不利索了，跟家人吵着要回乡下老家住。

老人腿脚便利，却被儿子用轮椅推着来咨询，腰间绑着绳子，以免老人挣脱。张安注意到，老人见到他后迅速捂住了自己的头，并在一个半小时的咨询中，一直用手捂着头部。一番询问下来，张安才知道，老人大病一场后，头发掉了一半，剩下的也全都花白，他对自己的形象非常不满意，但又不愿主动去改变。

咨询结束后，张安建议老人的儿子带老人去把头发染黑。第二次，老人就独自前来咨询了，并表示自己如今和家人一块吃饭，也不再讨论回老家的事情了。

“你也许会觉得这个案例匪夷所思，”张安见记者有些错愕，解释道，“重症愈后患者会有一段心理异常脆弱的时期，生理功能缓慢恢复时，患者会产生很强的无力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非常需要心理干预。”

武汉医生

许多武汉人将6月视为转机，但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疫中最悲壮的战场，悲伤仍未止。6月2日，感染新冠病毒的胡卫峰医生因救治无效离世，该院因疫情殉职的职工定格在6人。

一个月前，同被称为“黑脸医生”的易凡痊愈出院，但非常虚弱。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回家第三天，易凡开始练习用手术镊夹豆子，他依旧想当外科医生——一份动辄需要站七八个小时做手术的工作。刚撤掉ECMO时，易凡身上没有一点力气，“真的担心瘫了。”

中心医院的秩序从6月开始慢慢恢复。在急诊科，被感染的四十多位医护陆续康复，重回岗位，但在一线工作还得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2020年夏天雨水不断，武汉不似往常炎热，但疫情防控开不了空调。最热那段时间，急诊科每天都有医护中暑。

争吵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根据防控要求，病人必须经过核酸检测等程序，方能进入手术室和监护室，当救护车载着心肌梗塞患者、车祸伤员呼啸而来时，急诊医生只能在过渡病房进行初步抢救，等待核酸、CT和抗体检测结果出来，才能进入下一环节。

“天天都在吵架，患者跟我们吵，我们跟病房吵。”一位急诊科医生说，检测程序目前最快可以三四个小时完成，但许多急诊病人等不了那么久。

所有住院患者都需要进行CT检查，中南医院影像科医生张笑春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高峰。5月起，她增加了一份新工作，每天需审核两百多份胸部CT——这是中南医院CT室两个小时时段内产生的报告，但张笑春得花四五个小时才能审完。

她住得远，每隔两三天回一趟家准备食物，其余时间都跟女儿常住在医院。到了晚上，女儿在行军床睡下，张笑春还要继续在黑夜里审核报告，结束后就在会客沙发上休息一会儿。

这位疫情初期在朋友圈疾呼改变诊疗标准的医生，彼时陷入抑郁，长期工作积攒的劳累、父母双双感染留下的恐慌、舆论对她的误解，在疫情缓解后集中释放。

“当时就感到自己把生活搞得一团糟。”张笑春回忆，心理干预对她完全不起作用，甚至有朋友介绍她向一位高僧求助，高僧听闻后，只发来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供她领悟。

9月，易凡骑自行车去了家附近的杨泗港长江大桥，还拍下了自行车上桥的照片。他的近况牵动着同事们的心，一位中心医院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听说易医生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气喘吁吁地骑过大桥。”

其实，易凡并没有骑过大桥，他只是到了桥头。而一年前，他跟同事从这里骑了过去，还绕着武昌转了一圈。

经历大疫的医护人员多少有些创伤，中心医院的医生们也大多通过传闻了解重症同事的近况，不愿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2020年11月，一场为期四周的武汉市医疗卫生人员心理危机干预能力培训在循礼门附近的酒店进行，这里紧挨协和、中心医院等大医院。四周时间里，共有517名类医护人员分四批接受了培训，他们中一半来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被期望肩负起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重任。

也是在这个季节，张笑春依靠王阳明的智慧走出了抑郁。

苦闷之中，她开始听百家讲坛的录音处理繁杂的公务，其中，王立群讲的《史记》和郦波讲的王阳明令她最为受益。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我突然发现我冒险建议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知行合一过程，我什么也没做错，最终也造福了老百姓，这就足够了。”初冬南国的一个傍晚，张笑春爽朗地笑着说道——她在这儿休假。

秋冬季节的另一个好消息是，儿科接诊量下降了。

11月24日，武汉迎来第一轮强冷空气。这天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儿科诊区里六个诊室亮着灯，长长的走廊上只有五六个患儿在候诊，安静而冷清。

而往年秋冬流感季节，每逢换季降温，儿科就是这家医院最热闹的地方。“今年伢（湖北话指小孩子）们都戴着口罩，流感确实下降了很多。”一位儿科医生说。

集家嘴的岸上 都是玩水的伢

蛇山的树高头 粘知丫

等到日落龟山后 满街都带喊伢

伢呃 回来吃饭呐

一过中秋 菊花黄

一阵秋风 一阵凉

等到桂花香满城 黄叶飘下来

伢呃 你们快回来

写这首《夏秋谣》的时候，疫情尚处不确定之中，冯翔希望武汉的孩子们夏天仍有机会在长江边玩水，能在秋天渐凉时早早回家。

“我就是特别喜欢童年时那种被叫回家吃饭的声音，特别奇妙，让人突然觉得特别幸福。”冯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