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本社会学和人类学书籍

现代城市设计和发展规划,更不能片面依靠图纸和计算机上的数字和曲线,而要多深入街头巷尾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交流,观察流动的风之色彩,倾听平稳的大地之音。

(本文首发于2021年01月07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小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者包特

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常常以把自身的框架套用到其他学科,然后对该学科的知识进行颠覆性解释而著称,这种倾向又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但在经济学内,行为经济学是比较喜欢借鉴或援引来自其他学科的智慧帮助提高经济学自身的框架完整性和解释力的。以我有限的观察来看,相比其他领域的经济学者,行为经济学的同行通常爱好更为广泛,且喜欢阅读不同学科的书籍,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聊一聊我求学时代读过的几本社会学和人类学书籍,以及它们对我后来产生的影响。

爱米尔·涂尔干:《自杀论》

在社会学里,涂尔干常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并称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正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非常流行的年代。当然,韦伯那本书当时的流行虽然和它本身的科学贡献有关,但更多是来自于随着中国入世,市场经济开始发展,人们对于韦伯书里描写的“勤俭节约发展经济”的新教伦理有一种迫不及待的了解欲望。从实证方法的复杂性和机制讨论的深度,我个人认为《自杀论》更胜一筹。

但实际上,无论是韦伯的书,还是涂尔干的书,它们在学界之所以享有盛誉,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开创了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论。用现代经济学或者说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二者都是把新教和天主教在欧洲各个国家流行程度不同,以及彼此的相互竞争看成一个大型的、可以用来检验二者对社会发展和个体行为影响的“自然实验”。不同之处只是在于,韦伯从宏观经济绩效角度出发,得出了新教的节俭奋斗文化,以及认为按照这种风格行事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来自上帝的“福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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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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