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有罪……”

《四面墙》最先发表在网上，原名《哥们儿的狱中生活》
　　

　　计划实施很久了。今晚，他们只需走最后一步：越狱。张楠手里攥着一张纸，十几个囚犯如狼一般朝那张纸嗅来。那张纸上，正是他们赖以逃狱的地道秘图……
    这是行将在今年３月１０日开拍的电视剧《远东第一监狱》里一个可能的情节。说是可能，因为剧本仍在紧张修改中。《远东第一监狱》的故事背景是１９２０年代上海提篮桥监狱，主人公张楠有着多重身份：租界巡捕、地下党员、江湖人物……他利用职权之便，放走了一批共产党员，并故意败露行迹，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入狱，救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刘培生。
    情节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死结、死结、死结……故事路数和当下正红遍中国的美国电视剧《越狱》不无相似，以至几乎每一篇关于《远东第一监狱》的报道，必提及《越狱》。《越狱》讲述的，是一位美国蒙冤者的越狱过程，先是轰动美国继而流布世界。
    年前，因监狱题材小说《四面墙》走红的张春雷接到了导演闫宇彤的电话，对方请他参与编剧。“香港华谊兄弟的投资，导演是阿宝，他弄的全是《越狱》的痕迹，传奇色彩太浓。但这个毕竟是红色题材，那么搞，到了内地，一个主旋律一个反三俗（庸俗、低俗、媚俗）挡在那儿，肯定过不去。于是换导演，又改剧本，现在，不大有《越狱》的痕迹了。”张春雷说。
    张春雷很熟悉监狱生态——杀人犯、强奸犯、贪污犯杂糅着；官僚、教师、农民浸泡着。“操”是他们的发语词，恃强凌弱是家常便饭。
    ２０００年后，天津人张春雷因窝藏罪在监狱里服刑１８个月。之后，他取名哥们儿，以纪实笔法将其经历写进小说《四面墙》中。
    ２００６年１月，《四面墙》正式出版，７０多万字，删到了４１万。
    “我把书往女儿那一扔，看，这么厚，都我写的。”他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
    序言写道：“这不是新闻作品，也不是纪实文学，只是一个故事、一部小说。”
    清晨，张春雷开着车，很慢。天津市武清区第一刑侦队的牌子在车的右侧缓缓移动。“以前，门口拴一又大又瘦的黄狗。现在，狗没了。”张春雷说。这里是他当初“进去”的地方。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也就是妻子张秀敏预产期前两个月，张春雷进了看守所。
    １１月１５日清晨，张秀敏如同往常，去１９９８年就和丈夫开的一个小书店。突然，她肚子痛——“不会啊，还有４０天。”
    晚上８点，医院，婆婆、小姑还有大夫的话：“早产这么多天，婴儿成活率只有５０％。”
    “幻想着他能来。”张秀敏说。
    此时，武清区看守所，张春雷如同往常，捡完一包豆子，回到“号子”。看守所管教进来，向张春雷出示了逮捕令。这意味着他不但不能回家，还要受到审判。他“一时仗义弄出３年牢狱之灾”：大学同学杨大勇（《四面墙》中叫施展），涉嫌诈骗５００万元人民币。事发后，张春雷借给他５０００元钱。之后，杨大勇出逃。
    １９６２年，张春雷的父亲去宁夏固原县教书。童年张春雷上的小学是一座破庙，庙塌了，他“开始背着书包打游击”。１７年后，父亲回家，带回一个柜子。从这口“棺材式”的大墙柜里，张春雷偷看了很多书：《创业史》、《征途》、《红旗谱》……
    “这不仅让我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的渠道了解‘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真理，也使我萌发了写作的愿望。”张春雷说。
    他的作文开始变得很长，充满“大词”——“啊，祖国……啊，青春……”每篇结尾都是这样：“让我们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青春吧。”
    １９８７年，张春雷就读天津师范专科学校，在《天津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散文。“我经历１９８０年代所有人都有的那种思想解放的狂喜，觉得一个猛子扎下去，下一步就是大作家了。”
    像无数纯真青年一样，“扭捏着的感情”曾是张春雷的写作主题。
    “爱情不老，也不死，老死的只是一代代爱与被爱的人。”他在《爱情传说》里写道。
    １９８０年代末，张春雷发生了转变，“对自己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文字感到羞耻。觉得作家就应该铁肩担道义。”
    他走到了另一面：看哪里都不顺眼，觉得人心坏了，世道坏了。
    “天天皱着眉头想找人打架。看现在的愤青，大致知道我当时的样子。”张春雷说。打小练武术，１米８５的个头，打架曾是他的家常便饭。
    大学毕业后，他当过两年的中学老师，因“不满教育体制”辞职。此后，他生活颠沛：卖钢材、编杂志、跑广告、做推销、干装修……“仓惶落魄得跟被猎人追了三天三夜的猴子似的”。作家梦，似与他渐渐久远，直至牢狱之灾。
    “戴上手铐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将来我要写一本和监狱有关的书。”张春雷开始偷着写日记，后来转移到对里面的生活细节、人际关系、特色语言的观察记录：“……林哥和龙哥探讨了将来的发展方向，林哥想去干企业、做生意，龙哥觉得还是服务业比较理想。”
    这日记的真意思其实是：龙哥和林哥，两个狱霸，在一起吹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并展望未来。林哥说，出去以后不做流氓了，改做正经生意，欺行霸市之类。而龙哥则认为，做流氓挺好，不操心。
    “墙”里，张春雷操持写书的梦想，“墙”外，张秀敏做的活却很简单：伺候公婆、照顾孩子、打点书店。她瞒着远在唐山的父母，没有说出家里的变故。表面上，她坚强极了。夜晚，她才开始哭。“我怕他没了自由，精神就垮了。”张秀敏说。当初，正是被张春雷文学梦打动，她才“敬仰他……就像现在的粉丝儿一样”。
    １９９４年，张秀敏和张春雷相识，４年后，两人合开了书店，因为没有房子，晚上就在店里打地铺。稍后，她才正式和他一起去民政局登记，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后来，大伙都知道了，他们才办了酒席，“不记得是４桌还是６桌”。
    记者入住的客房里，张春雷趴在窗户上，隔着玻璃往外看。十几辆车开来，都贴着喜字，两对新人徐徐下车。良久，他指着一辆路过的夏利说：“看到那红夏利了吗？我和老婆结婚时，就一辆车，就那种夏利。”
    当日，张春雷要和记者同宿夜聊。宾馆走廊，灯坏了。张春雷一遍一遍按开关，终究徒劳。他口里模糊地说道：“阴森森，阴森森……”
    “夜不归宿，不怕老婆疯了？”
    “要疯早疯了。３年了。”
    张秀敏用“窒息”形容这３年，“我没有得抑郁症就很不错了。”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５日，看守所，张春雷收到妻子来信：“是女孩。”晚上，看守所的电视正播放《还珠格格》。张春雷给女儿写诗：“因为有了你，世界变得如此美丽。”
    之后，张春雷被转到天津市局，不得与家属见面。他“一直在想，女儿长什么样子”。１０个月后，他的判决下来了：窝藏罪，３年。
    张秀敏抱着女儿，赶到市局。女儿见到了爸爸。“他抱着孩子，坐在那儿，怎么也坐不稳。后来，我才知道是屁股长疥了。”张秀敏说。
    当天，一个就要“上路”的死刑犯叠了一枚戒指送给张春雷，要他给女儿。“他叠了很多戒指，因为他家里穷，要攒些宝贝打点路上的小鬼。”张春雷说。张春雷的母亲觉得那戒指“晦气”，扔掉了。所以，他的女儿并没有得到那枚戒指。
    ２００３年，情人节前夕，张春雷自由了。几个月后，他开始以监狱生活为蓝本写小说，并在网络上发表。起初，小说名并非《四面墙》，而是《哥们儿的狱中生活》。
    其间，张秀敏曾问丈夫，“回忆不痛苦吗？”丈夫回答：“都发生了，还怕回忆？”
    起先，张春雷一心想去反思监狱漏洞，反思司法体系。写作陷入了僵局：“我能承担得了这种责任吗？我是谁？”
    ２００４年底，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张晓波在网上看到了《哥们儿的狱中生活》，那时，张春雷才完成了一半。辗转一年多，《四面墙》正式出版。
    “革命者或被迫害者，那不是我，我是普通人，自认有罪，没有道德优势。”张春雷说，“我还不如做一双眼睛，看人，看人一步一步地暴露人性。”
    张春雷还有一个理想：把书店搬到海滩上。只是，他担心：“海边的书店，顾客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