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让他们活下来一对中国夫妇的海外救援

惨不忍睹的场景和不断涌现的疑问，让有的人失去信心。但他们选择了留下，“因为你的救援，可能让他们活下来”

“我最恼火的事，是在给病人转院时，他们家人往往将一堆干柴搬上车。因为大部分人很穷，往往自背干柴做饭，但他们不知道车顶负重太多会损坏车辆。而且非洲路况很差，一遇到道路无法通行了，我们就得抬着病人和沉重的干柴走上好远的路，转移到在别处等待的车辆上。”

描述在乌干达执行后勤任务的经历时，一米八的大个子王俊一脸无奈。他的窘迫样子，激起台下志愿者们的笑声一片。

轮到妻子了，担任财务统筹的王娅右手插进裤袋，左手随着讲话内容有节奏地摆动着，一五一十地介绍国际性NGO组织——“无国界医生”设在乌干达的项目。一半以上的专业英语词汇，哪怕是英语不错的志愿者也有些摸不着头脑。3年海外生涯，王娅讲英语的习惯一时还改不过来。

拍照时，王俊一脸严肃，非常配合摄影师，王娅则不时嘟起嘴巴扮鬼脸，作为中国大陆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救援的唯一一对夫妇，王娅解释，“海外工作很辛苦，要能随时放松自己。”

他们真的很不一样

最早认识“无国界医生”的是王娅。当时在昆明的她，接了一份活——协助“无国界医生”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她没想到的是，一次偶然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

一次陪同“无国界医生”外出途中，他们碰见一场车祸。外语专业的王娅看着这些医生带上器材，冲下车开始急救，还“命令”本来只是做翻译的她也加入——不断敲打伤者的脸，保持跟伤者说话，“要保证伤者的清醒”。后来有了救助知识的王娅才明白，严重的内出血，会让伤者一旦睡过去就再难醒来。

这是王娅第一次观察这群老外的行动。“他们真的很不一样”——折回很长一段路，把伤者送到一间有救治设施的卫生所，认真交代每一个救助细节，包括已对伤者用了什么药，他们的诊断是什么，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叮嘱要定时检查伤者——“他只是我们刚好遇到的病人。”

当“无国界医生”邀请她做正式雇员时，王娅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当时她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6平米的小房子里，她正准备做老师，“因为可以分房子”。最后，是老爸的一句话给了她鼓励：“别考虑太多，你们的工作很有意思。”

2002年，王娅等到机会，成为“无国界医生”内地首位女性海外志愿人员，从此，她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的难民营里，王娅见证了一片久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土地，被打成马蜂窝状的墙壁，原本高大宏阔却被炸得只剩下一面墙的建筑……

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种族战争让超过100万名苏丹人民流离失所，只能睡在用树枝和碎布搭建的营房里，没有食物，大多数人营养不良……

为什么这样？怎么会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了？这些疑问在王娅脑子里不停打转，她喘不过气，躲着偷偷地哭。

这是所有海外志愿者都必须经历的阶段——惨不忍睹的场景和不断涌现的疑问，让有的人失去信心，但王娅选择了留下，“因为你的救援，可能让他们活下来”。

这时，当年的童年玩伴王俊，第一次从王娅那里听说了“无国界医生”，最早他还怀疑，“无国界是不是恐怖组织？”随着两人开始谈恋爱，王俊放弃了疑虑。

新婚不久，王娅就接到了达尔富尔地区的紧急救援项目。王俊没有挽留，一年后，他辞去昆明国际机场的工作，加入到妻子行列。“分居不好，总有一方要妥协。”

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七窍流血

最难忘的经历，是在去年年底——2007年12月，乌干达爆发依波拉病毒，“无国界医生”启动救援，王娅紧急增援。

王娅坐上直升机，天空明镜般澄澈，下面是一望无际的非洲大平原，一座青山直插云霄，在天空和大地间撕开一道口子。这里是乌干达西部，与刚果接壤，翻过这座山，就是笼罩着伊波拉病毒的疫区了。

出发前，王娅正在位于古卢的项目点视察，顺便看望正在这里工作的丈夫。虽同在乌干达，但两人的工作地相隔很远，对于他们，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

她想象不到的是，情况无比严重——临时医院已人满为患，只有30来张床位，却要应付每天新增的二三十个病人。大多数病人只能躺在地下，一动不动；病人旁边，常常是还没处理的粪便，成群的苍蝇嗡嗡作响。“这个病很快就能耗干病人体力……最后连大小便都没办法起身了。”

王娅赶到临时办公室，满地都是插座，所有电脑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一些医疗仪器正在充电。第一批次赶赴现场的5名无国界医生，每天工作12~16小时，一杯咖啡、两块饼干就是一顿正餐。

尽管首席代表已在电话里提醒王娅：依波拉病毒目前还没有特效药，传染性很强，但王娅此时已有6年救援经历，见识过霍乱、黑热病和艾滋病，多少不以为然。

“去到那就后悔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七窍流血。”胆子小的王娅只看过一次依波拉病人遗体——在很短时间内，病人的身体变成一根“柴”，干枯，僵硬，血从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汩汩流出。经过全面消毒处理后，按照当地风俗，僵硬的尸体以双手抱胸的姿势埋进6~10米的大坑里。

来不及多想，王娅得马上投入工作：招医生、护士和护工，租房子，办理签证，写财务报告，制作各种各样的小册子……

王娅清楚记得医生的两句话，“依波拉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一旦接触到体液（依波拉病毒依靠体液传播），要赶快洗手。”所以每天王娅基本洗手二三十次。

村里唯一一台发电机，是“无国界”从外地空运过来的，每天只能发电几小时。没电时，王娅手写招聘启事，然后请工作人员贴在村子显眼处，有电时，抓紧一分一秒给总部发邮件，借调人手。

在这个偏远而病毒弥漫的地方，招聘人手的问题很让王娅头痛。当地人对依波拉病毒都避而远之。王娅一个个为应聘者耐心讲解，一个个面试，如果其他地区有合适人选，她会让总部以海陆空的任何方式送过来，不管他来自欧洲，还是乌干达。

在总部全力配合下，4天后，医院的志愿人员扩充到一百多人。

其实在古卢，丈夫王俊就咨询过医生，知道这种高风险、易感染的病毒，曾在多年前夺去乌干达一个县几万人的性命。但他没劝阻妻子。只叮嘱“一定要小心。”

工作之余，王娅不敢打电话回家，因为父亲喜欢收集王娅所在国家的新闻，她怕年老多病的父母担心，就连同在乌干达的王俊，也只是每隔一天通一次电话。王娅说，只有任务结束后，我才会聊起这些。

自从王俊辞去了机场的稳定工作，二人的生活就变得漂泊不定，“无国界”的海外志愿者都是合约制，期限一般在半年到一年。任务结束后，他们只能靠津贴过日子。

更多时，他们是孤独的。在这个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的人道救援组织，只有4名中国内地的志愿者参与过海外救援。

王俊说：“我一直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可以参与到无国界医生的活动，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到什么是人道主义精神。”

很快，他们又要到苏丹执行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