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11.11-11.18）

评审：张健 周明华

No.1农民自己创新的方案最高明

《南方都市报》，11月16日，作者：李昌平

（原文摘录）地权的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土地的级差地租，土地有不同的用途，用来种粮还是建厂开发，获得的级差地租是不一样的，谁占有级差地租谁才真正拥有地权。第二个指标就是土地资本化收益，谁可以把土地作为一个资本，在银行里抵押贷款，建造楼房出租，谁就有地权。

以此观察中国，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的土地制度对中国农民是最好的，这十年的实践证明，只要给了农民占有地权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中国农民就能够创造出中国发展的奇迹。

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土地制度。我认为，我们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尊重人民的创造探索土地制度，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

比如，扩大农民分享地租增值，学者的办法自然是延长承包期。不过，如果政府强化对“农转非”和农地用途改变的管制，或加强对粮价的管制，农民实际获益就依然值得怀疑。

而现实中，农民的第一种做法是直接用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发展乡村工业，农民集体占有全部的地租增值收益，范本就是乡镇企业；第二种做法是将土地通过“农转非”后直接出租，农民集体获得数倍于前的土地增值。第三种做法是将村庄的宅基地或“四荒地”或“废地”集中整理，再对外出租。

再比如，扩大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收益，学者的办法是延长土地承包期，但如果政府加强土地用途管制，“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收益，倒是更有金权集团垄断土地收益。

这方面，中国农民的第一种办法是，建立土地信用社，农户的土地承包权或所有权（宅地）都可以在土地信用社抵押贷款，利息收入归农民自己。第二种做法是，面对政府征地，农民不是寻求更多现金补偿，而是努力获得更多的“返还地”。因为补偿的只是承包出让金，失去的却是土地所有权，更何况钱不能生钱。第三种做法是将集体建设用地集中开发，建成“小产权房”或厂房，出租或入股，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

上述做法，在中国各地有诸多成功的案例。显然，农民在争取土地资本化收益最大化方面的各种实践，更比学者设计的方案高明多了。农民知道怎么能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重要的是要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去做。

【推荐理由】站在农民的角度，对地权的解析是不是让人既亲切又有耳目一新之感呢？其实，李昌平远非第一个这样解析地权的人，而我们的执政者、学者也并非不具有这样的认识，只不过关键的时候，屁股坐在了哪边成为压倒性的考量。事实上，有益于农民的法律不少，只不过它们都被歪嘴的和尚念歪了。

No.2推迟退休只是被动解决人口危机

人民网，11月13日，作者：水寒

（原文摘录）综观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普遍在55-60岁。而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远远长于中国，比如日本、法国，其退休年龄也才只有60岁-65岁。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2005年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排名81位，位居中游。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必要推迟退休年龄。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在退休年龄上要如此“大跃进”地赶超发达国家呢？

这就不得不提中国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未富先老。中国目前有1.6亿60岁以上人口，只有4000万城市退休人员享受养老金，其他3/4则依靠子女，因为他们至少有两个孩子。但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相当于一年国民收入的1/4了。而今后有4亿老人等着社会养老，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没有足够的子女来赡养他们。推迟退休年龄是必然的。

但推迟退休只是解决人口危机的被动方法，停止计划生育才是主动方法。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推迟退休年龄就属不得不为之。否则，人口结构老化必然导致消费萎缩，消费萎缩又导致就业机会缩减、失业率增高。庞大的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口，难以找到工作，他们如何度过余年？有计划生育必然有计划死亡，计划死亡=推迟退休年龄＋医疗产业化。

中国传统有家庭养老（Family security），现在发达国家有社会养老（social security）。而中国计划生育既破坏了Family security，又破坏了social security。

【推荐理由】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时不时需要睿智的“警醒”的声音。这是我们推荐本文的最重要理由。必须承认，计划生育政策在诸多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然而这一政策的执行也必须着眼于国家的 “可持续发展”而进行调整。本文的说理或有不周，但却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考路径。

No.3 “吃王志的醋”是一种权利申诉

《潇湘晨报》，11月17日，作者：盛翔

（原文摘录）王志丢手机警方之破案神速，用一个词来概括网友的反应，那就是：吃醋。

想想如果普通人丢了手机，要么立案之后再无下文，要么连报警都嫌多余，这种差别分明的遭遇对比，当然会让公众越想越不服气。在普通人心目中，警察原来可以这么高效，但让人郁闷的是，自己丢了东西，却从来享受不到这么有效率的服务——在普遍较低的服务效率下，指向性明显的高服务效率，当然会让人吃醋。

别怪民众“选择性失聪”，因为民众能举出多少名人享受破案神速服务的例子，想来警方也就能找到多少普通人享受破案神速服务的例子。其实，公众大吃王志的醋，主要是生活中时时刻刻的权利缺失使然。本质意义上，“吃王志的醋”是一种权利的申诉，是对警察权力的监督和办案效率的督促。

网上甚至有人说“王志被偷是平民的福音”。这当然不是说偷王志的手机偷得好，而是说王志被偷，既让我们看到了警方的破案效率，对提高其“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未尝不是一种“贡献”。这当然只是一个苦涩的玩笑，但其中权利缺失的无奈自嘲与申诉，却不可不察。

【推荐理由】没受到公权力机关平等地对待，发些牢骚至少能为社会紧张减压，有利于和谐。所以，明智的执政者应能以民情为镜鉴，从中找到执政能力的不足，发现舒缓民意的渠道。百姓早就了解现实不会完美，比如警力不足，社会治安鸡零狗碎，找回王志的手机更显政绩等等，但至少别反差太大，一方面是高度重视一部手机，另一方面，却是对生命的冷漠，要五兄弟自己千里追凶，难免冷了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