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进白闹
要不是有旗杆上那面迎风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和门上那块落了漆的“久仰乡白闹小学”的牌子，或许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所学校。
■记者记事
一次偶然，我与一所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趁着长假，我和同事回他的老家——国家级极贫县极贫乡极贫村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久仰乡白闹苗族小村庄。经过５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又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３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白闹百余户苗胞无规则地聚居在一个山坡上，村子中间一块稍宽稍平的地上，有一栋四面用木头柱子撑着的摇摇欲坠的木瓦房。要不是有旗杆上那面迎风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和门上那块落了漆的“久仰乡白闹小学”的牌子，或许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所学校。
我们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寨里。寨里在家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到学校来“看稀奇”，年龄小的山娃子躲躲闪闪不太敢露面，年龄稍长的苗胞们用苗语议论纷纷。寨里年过九旬的杨大爷用苗语说：“解放这么多年了，除了今年春节省里来的几位领导外，你们是村里来的最远最珍贵的客人。”
村民告诉我们，１９９９年以前，一位叫张先天的老教师在这里教了４０多年书。他退休后，由于条件艰苦，其他老师都不愿来，这里便没有了老师，只好聘请村里的两个初中生代课。２００１年，村里分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但由于条件太艰苦，不到一年就调走了。３０多个孩子因为没有老师教，只好辍学在家。２００２年，现在这所学校惟一的老师——杨海龙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所无宿舍、无厕所、无操场的“三无”学校。杨老师说，刚来时，整个学校只有不到２０套桌椅，教室里发出一股股臭气。更糟糕的是，每当刮大风下大雨时，木房教室咯吱咯吱响，到处漏雨。杨老师“经常提心吊胆，有时半夜三更还得跑到村民家睡，多雨时节和下雪天气根本无法上课……”有几次，他迫于家庭压力，打算离开这里，一走了之，但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促使他留了下来。渐渐的，他对这些穷孩子有了感情，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来上学，他挨家挨户动员，向家长宣传义务教育法。孩子交不起杂费，他就先垫付。２００３年，学生人数增加到了９６人，现在该村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１００％。我们去时只有二三年级两个班（缺师资、教室，开班只能今年开一年级，明年开二年级，直至这拨孩子能够外出读高年级，再回头开一年级），学生年龄最小的４岁半，最大的１７岁。孩子入学了，师资、教室、桌子凳子等问题接踵而来。学校的黑板不能用，杨海龙只好自掏工资近２００元从剑河县城买３块黑板背回大山中。
“越艰苦，我越要留下来，村民们需要我，孩子需要我。”杨海龙很认真地说。
杨海龙知道，白闹条件太艰苦，不会有老师愿意来。于是他把高中毕业的女友谭菊芬也动员来教一个班。刚开始是义务的，后来每月有１００元的代课费，负责一个班的所有课程，每天６节课，每周３０个课时。
没有桌凳，杨海龙就让学生每人从家里拿一块木板来，用木棒架着当桌凳上课。直到２００５年，乡里将远程教育教室设在学校时，才增加了十几套桌凳。
我们去采访的当天，村里召开村干部会议，决定由该村８个组负责，每组出一根木头，用８根木头从四周把学校撑起，以巩固木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这所学校能顺利过完风大雨大的夏天。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我在《劳动时报》纪实摄影版以《一所学校和一个老师的故事》为题整版报道了白闹小学的情况，又在贵州一家网站的捐资助学版块上以同题发了帖子，同时留下我和同事的手机号。不久，我们便陆续接到省内读者和北京、广州、青岛以及美籍华人网友表示要捐助的电话。７月中旬，一位上海网友打来电话，称如情况属实，他愿意捐资建校。
７月下旬，受这位上海网友的委托，我和同事以及一位青岛捐资助学志愿者和一位广州捐资助学志愿者又一次来到白闹。
这次，我们对这里的贫困生家庭做了详细的调查走访。在学生徐引牛（苗名）家，我们看见用杉树皮盖的木楼下，３０多平方米的屋内光线异常昏暗。房顶杉树皮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缝隙，一张用树叉搭成的床上，只有两床又薄又破的棉被。靠窗那边用石板搭成的桌子上，摆放着四个缺了口的土碗和只剩下三分之二的铁锅。徐引牛的母亲因病去世，为了给他妈妈治病，家中已经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连电灯也用不起。在这个白闹乡，类似徐引牛家庭的情况还很多。
我们将调查走访而获得的详情和资料传给那位上海网友后，他答应出资１０万元重建白闹小学。再后来，通过《劳动时报》等几家省内媒体的共同呼吁，社会各界好心人纷纷为白闹小学的学生及家庭捐衣捐物捐钱。
２００５年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受好心人的委托，我和同事以及另一位捐资助学志愿者为白闹村村民送去了整整一卡车的冬衣冬被，并协助村民选好了白闹小学新校址。
去年９月份，新的白闹小学开始修建。为及时了解学校修建进度，我和我的同事已先后八进白闹。我们相信绵延的大山挡不住孩子们飞翔的梦想，很快，这里的孩子们就会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他们朗朗的读书声，会响彻苗岭，一直传到大山外……
一次偶然，我与一所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
２００５年５月２日，趁着长假，我和同事回他的老家——国家级极贫县极贫乡极贫村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久仰乡白闹苗族小村庄。经过５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又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３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白闹百余户苗胞无规则地聚居在一个山坡上，村子中间一块稍宽稍平的地上，有一栋四面用木头柱子撑着的摇摇欲坠的木瓦房。要不是有旗杆上那面迎风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和门上那块落了漆的“久仰乡白闹小学”的牌子，或许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一所学校。
我们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寨里。寨里在家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到学校来“看稀奇”，年龄小的山娃子躲躲闪闪不太敢露面，年龄稍长的苗胞们用苗语议论纷纷。寨里年过九旬的杨大爷用苗语说：“解放这么多年了，除了今年春节省里来的几位领导外，你们是村里来的最远最珍贵的客人。”
村民告诉我们，１９９９年以前，一位叫张先天的老教师在这里教了４０多年书。他退休后，由于条件艰苦，其他老师都不愿来，这里便没有了老师，只好聘请村里的两个初中生代课。２００１年，村里分来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但由于条件太艰苦，不到一年就调走了。３０多个孩子因为没有老师教，只好辍学在家。２００２年，现在这所学校惟一的老师——杨海龙来到了这里。
这是一所无宿舍、无厕所、无操场的“三无”学校。杨老师说，刚来时，整个学校只有不到２０套桌椅，教室里发出一股股臭气。更糟糕的是，每当刮大风下大雨时，木房教室咯吱咯吱响，到处漏雨。杨老师“经常提心吊胆，有时半夜三更还得跑到村民家睡，多雨时节和下雪天气根本无法上课……”有几次，他迫于家庭压力，打算离开这里，一走了之，但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促使他留了下来。渐渐的，他对这些穷孩子有了感情，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来上学，他挨家挨户动员，向家长宣传义务教育法。孩子交不起杂费，他就先垫付。２００３年，学生人数增加到了９６人，现在该村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１００％。我们去时只有二三年级两个班（缺师资、教室，开班只能今年开一年级，明年开二年级，直至这拨孩子能够外出读高年级，再回头开一年级），学生年龄最小的４岁半，最大的１７岁。孩子入学了，师资、教室、桌子凳子等问题接踵而来。学校的黑板不能用，杨海龙只好自掏工资近２００元从剑河县城买３块黑板背回大山中。
“越艰苦，我越要留下来，村民们需要我，孩子需要我。”杨海龙很认真地说。
杨海龙知道，白闹条件太艰苦，不会有老师愿意来。于是他把高中毕业的女友谭菊芬也动员来教一个班。刚开始是义务的，后来每月有１００元的代课费，负责一个班的所有课程，每天６节课，每周３０个课时。
没有桌凳，杨海龙就让学生每人从家里拿一块木板来，用木棒架着当桌凳上课。直到２００５年，乡里将远程教育教室设在学校时，才增加了十几套桌凳。
我们去采访的当天，村里召开村干部会议，决定由该村８个组负责，每组出一根木头，用８根木头从四周把学校撑起，以巩固木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这所学校能顺利过完风大雨大的夏天。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我在《劳动时报》纪实摄影版以《一所学校和一个老师的故事》为题整版报道了白闹小学的情况，又在贵州一家网站的捐资助学版块上以同题发了帖子，同时留下我和同事的手机号。不久，我们便陆续接到省内读者和北京、广州、青岛以及美籍华人网友表示要捐助的电话。７月中旬，一位上海网友打来电话，称如情况属实，他愿意捐资建校。
７月下旬，受这位上海网友的委托，我和同事以及一位青岛捐资助学志愿者和一位广州捐资助学志愿者又一次来到白闹。
这次，我们对这里的贫困生家庭做了详细的调查走访。在学生徐引牛（苗名）家，我们看见用杉树皮盖的木楼下，３０多平方米的屋内光线异常昏暗。房顶杉树皮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缝隙，一张用树叉搭成的床上，只有两床又薄又破的棉被。靠窗那边用石板搭成的桌子上，摆放着四个缺了口的土碗和只剩下三分之二的铁锅。徐引牛的母亲因病去世，为了给他妈妈治病，家中已经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连电灯也用不起。在这个白闹乡，类似徐引牛家庭的情况还很多。
我们将调查走访而获得的详情和资料传给那位上海网友后，他答应出资１０万元重建白闹小学。再后来，通过《劳动时报》等几家省内媒体的共同呼吁，社会各界好心人纷纷为白闹小学的学生及家庭捐衣捐物捐钱。
２００５年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受好心人的委托，我和同事以及另一位捐资助学志愿者为白闹村村民送去了整整一卡车的冬衣冬被，并协助村民选好了白闹小学新校址。
去年９月份，新的白闹小学开始修建。为及时了解学校修建进度，我和我的同事已先后八进白闹。我们相信绵延的大山挡不住孩子们飞翔的梦想，很快，这里的孩子们就会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他们朗朗的读书声，会响彻苗岭，一直传到大山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