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力 ：“左手科技 右手消费”共振新发展格局
5月8日，2021中国新消费发展论坛在海南海口开幕。
此次论坛由广东省商务厅和海南省商务厅指导，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南方周末承办，vivo提供特别支持。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博士作了“科技与消费共振新格局”的主题演讲。
他指出：“新经济、新动能来源于科技力和消费力的耦合共振。科学技术是源头，消费是最终呈现，两者循环呼应、叠加形成市场应用的价值闭环，就是新经济、新动能。”
科技和消费怎么个共振法？首先它们的共性是什么？简单来讲，二者都是花钱——科技在于投入，意味着政府、企业、机构花钱，选择如何花好钱、如何省好钱；消费在于支出，意味着个体花钱，也是选择如何花好钱、如何省好钱。所以科技和消费这两样东西有天然的共性，之间形成共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花钱史，一部科技和消费共振的历史。
今天主要分享几个关键词：“一个基点”是双循环战略；“两大抓手”是我演讲的题目——科技和消费，左手科技、右手消费，形成双循环背景下的共振；“三破三立”是新经济法则；“四维整合”是新场景再造；最后是“五新驱动”，即哪些要素能够驱动中国经济在大的变局之下，有更好的跃迁能量。
首先来看看双循环。从古至今中国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到贞观之治、从开元盛世到康乾盛世，它们的历史大家都有所了解。我想讲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是宋朝盛世，可能军事上不太强大，但是发展新经济的动力非常强，尤其在北宋仁宗时期，当时四大发明至少有三大发明都得到了很好的商业应用，军事和民用上都有广泛的体现。文化上更加繁荣了，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活跃于这个时代。如果大家去翻一些史料，完全可以得出这个判断。我想那个时代一定是历史上最会花钱的时代，不管是朝廷还是个体老百姓，都是非常会花钱的。所以当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从民间商人最早用，后来很快成为官府发行的法定货币。
现在我们到了新的历史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再加上百年未圆之中国梦，这“三个百年”交织在一起，我们的外部环境确实非常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提出“三新一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既非常应时，又真正着眼未来。
这里一定要强调两点：一个基本点是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重点是扩内需、对内改革。前40年在改革开放、生产关系的调整方面，我们确实做了很大的变革，也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未来我们的动力如果从国内大循环的逻辑出发，一定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本源泉是产业转型、劳动力配置。同时我们虽然说老龄化是一个挑战，但也带来了相对的红利，包括城乡差距，需要在进一步集聚中调整，通过城镇化、乡村振兴缩小城乡鸿沟，释放下沉市场的潜力——我们有两百个地市、三千个县城、四万个乡镇，还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有待挖掘。
但这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需要继续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来调整和释放，中央称之为“持久战”。国内大循环这个主体一定要非常牢靠和坚实，这是新发展格局最首要的一个基本点。
另一个基本点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协同赋能，侧重的是国际经济循环，关键是稳住外需，扩大对外开放。想要获得更加持续、更加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就得有更强的韧性、更多的动能，来抵御外部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此我们绝不可主动激化，而是要有系统性的办法降低不确定性风险，避免脱钩和减少对抗，同时又要持之以恒夯实内部的经济大循环系统。这两个基本点，构成了新发展格局内外循环的两个滚轴。
第二个关键词——两大抓手：消费与科技。前面讲到，国内大循环或者说内循环是双循环新格局的重中之重。如果进一步理解的话，真正的内循环，是以制造为起点，到科技、投资、服务、金融、消费等整个循环体系，全方位地建构起来，从而实现我们所说的科技与消费之间的耦合共振。
对此，我把消费称为“矛”，科技称为“盾”。
消费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我们在稳定外部需求的同时，打通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生产、消费、分配和流通等等，这就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同时要看到，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流失，随着老龄化、生育率的下降，可以说人口正在成为我们发展的重大瓶颈，各种传统要素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已经凸显了。
种种迹象表明，人口本身的数量型增长堪忧，无论是增长的速度还是增长的潜力都不容乐观。这种情况下，比生育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我想是必须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加快发展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在新型发展中走出一条从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到新的质量型人口红利，源源不断释放人力资本和人才红利。
这个过程中，新型城镇化、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有非常大的可挖掘的潜能空间。
从消费的逻辑来看，线上线下融合创新，正在使得消费业态发生转变，各种新的应用场景涌现，使得我们说的供应链整合、渠道的营销创新带来很多新的模式、新的服务，这对于我们推动消费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力的新动能、新力量。所以，消费是“矛”，可以在国民经济中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科技之“盾”存在的短板。大家也非常清楚，硬核科技、关键领域目前还有非常多的短板，我们需要直面它，并找到真正自主可控的策略。同时，我们的产业链提升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两者怎么结合？一方面是发挥传统的产业优势，另一方面是提升优势产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我们怎么做？前三次工业革命我们都无一例外错过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无论如何都得紧紧抓住，并且从过去的追赶走向并跑甚至领跑的高度。这对于我们来讲，科技的价值在未来发展中一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经济大循环的持续驱动器。甚至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科技的作用能级一定是最高的。
如果说前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逻辑，调整的是生产关系，那么未来真正提升生产力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最源头上靠的是科技，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下，很重要的是运用算力、算法、数据之间的融通结合，使得我们的数据渗透到产业的方方面面。只有占据科技高地，引领数字时代新经济浪潮，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弯道超车。
在我们理解了科技和消费对于国民经济循环，对于我们未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价值之后，我们还要理解一点，新经济、新动能的来源和逻辑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技术提供的力量我们称之为科技力，那么消费提供的力量就是消费力，科技力与消费力的结合意味着什么？在经济发展大循环中，科学技术是一个源头，消费就是最终的呈现，两者源源不断循环叠加，实际上它的闭环就是新经济、新动能。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新经济、新动能来源于科技力和消费力的耦合共振。它本质上是科技和消费循环呼应、叠加形成市场应用的价值闭环。
基于这些认知，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三破三立”的新经济法则。这个新经济法则对于我们拨开迷雾，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各种眼花缭乱的变化，相信会有一些帮助。而破和立的结合，实际上也在科技与消费的有机互动和耦合共振中整体实现。
破什么？“三破”首先是“破介”，打破传统的介质，也就是去中间化，尤其是在我们说的消费互联网时代，比如电商平台，它提供的是一个供需对接的新体系，同时形成新的中间化，其前提是破除了原来传统的中间商，消除了旧介质；
其次是“破界”，破除传统的边界，尤其在未来的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的时代，产业组织、资源和物理的边界持续突破和重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
第三是“破诫”，冲破传统的束缚，告别陈规诫律，包括传统理论、传统思维、传统规则都需要重塑。从打破传统介质、物理边界和陈规诫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业深度融合和治理能力提升。
破的同时，立什么？“三立”就是战略创新需“立志”，战术创新需“立智”，制度创新需“立制”。
在“三破三立”的逻辑下还有“四维整合”。从企业视角看，核心要点是基于用户需求和体验，以用户价值为中心，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和根本归宿，要运用好公共政策、科学技术、商用模式和新的运营场景。
尽管可能由于疫情原因，企业面临的一些需求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理解一点，这些变化只是需求的形态有所改变，或者需求的落点有所转移。过去线下多一些，疫情的原因线上的比重高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成为主流，场景发生了改变，包括在不同品类、不同平台之间频繁转移。
运用四维整合的逻辑，更好是用好政策和技术，以及模式和场景，对用户需求和价值持续挖掘，通过好产品和好服务持续满足用户的刚需。这对于挖掘内需潜力和扩大消费而言，就能变成一个永不动摇的恒量。
另外，政府也有相类似的四维整合的逻辑，它服务的用户是企业，需要调动和运用好各个部门、科研机构、新经济智库和市场的力量。
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在科技和消费同频共振下，实现高能级的跃迁，离不开五大动力来源，我概括为以下“五新驱动”。
第一个是以新基础设施作为运行基础。因为我们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形态，首先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大规模布局和落地，今天中国移动和联通等代表也来参会了，他们在新基建的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是以新生产要素作为内在源泉。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那么除了数据之外，人力资本、技术要素，也包括文化创意要素，在未来经济发展当中会发挥更大的内生作用。必须重视和激活新的生产要素，不管是数据还是信息、人才、技术、文化，使之融通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个是以新市场主体作为有生力量。科技和消费要共振发展，离不开上亿市场主体，千千万万的企业，要靠大家一起激发市场活力。从去年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各项政策着眼于服务好企业、发挥市场主体新动能放到很高的位置。
第四个是以新协作方式作为组织形态。现在我们都知道，在新经济时代，传统的协作方式已经制约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未来或者现在的合伙制、合弄制越来越普及，同时企业之间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大规模协作，甚至包括人机之间的协作，正在一天天走向主流化。
第五个是以新治理体系作为长效支撑。不管是从微观的企业治理来讲，还是政府的现代治理体系来讲，任何一个企业、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要长足发展都离不开它的支撑和保障。
因此，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市场主体、新协作方式、新治理体系“五新”驱动、协同发力，是构筑新经济生态系统的五大源泉。以上就是我提出的“三破三立”“五新驱动”的基本模型。
在消费和科技共振的原理下，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许多人问我：朱院长，新经济究竟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真正的新经济，背后一定是新价值，而不是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各种以新之名实则套利的所谓新现象。这点非常重要，是首先必须厘清的，我们已经见证了打着互联网+创新旗号的P2P新金融在一夜之间幻灭。今天一定要回归到新价值的逻辑上发展我们的新经济，壮大我们的新动能，让中国经济变得更加高质量、更加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