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更好的地方治理方式？”

在《法度与人心》中赵冬梅没有像一般的历史通俗读物那样讲述帝王将相的故事，而是从典章制度的视角来审视历史。图为2021年5月1日，观众在参观《庙堂仪范——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 （视觉中国/图）

“我记得当时兜里装了很多钱，但是我没有一张粮票。”“粮票”带给赵冬梅的记忆，除了饥饿，还有那个时代凭粮票买粮食的制度。“我就在一个粮店站着，钱花不出去，小孩脸皮又薄，不敢跟人说，因为按制度规定，你只能拿粮票买。”赵冬梅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那段尴尬的回忆。

令她有切身体会的，还有户籍制度。1976年，唐山大地震，赵冬梅的母亲抱一个、牵一个，带着她们姐妹俩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河北到广东，去寻找在海军服役的父亲。第二年，赵冬梅进入学龄，可是没有户口，不能入学。后来经一位身为教师的邻居说情，班主任才接纳了她，还有附加条件：“要是学不好就不要了。”

班主任的这句话像根刺一样让她铭记于心，也鞭策着她后来考上了北大。这些记忆中让她磕磕绊绊的“制度”，也深刻地影响了她此后的学术兴趣。

成为一位职业的历史学家之后，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宋代制度史，“我关注的第一条要素是政治制度，与事件、人物相比，制度是历史发展中更具根本性的因素，因为它的作用是结构性的。”她说。

制度史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枯燥乏味，在新书《法度与人心》里，赵冬梅没有像正统的制度史那样板起脸讲道理，但也没有像一般的历史通俗读物那样讲述帝王将相的故事，她决定“换一种方式讲故事”，从各种具体的典章制度的视角来审视“理乱兴衰”以及“制度与人之间的纠缠互动”。

帝国“金字塔”

“就制度而言，朝代之间永远是‘继承’大于‘断裂’，”赵冬梅说，而隐藏在制度的延续性下面的，是各个朝代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官僚的选任问题，皇帝周边势力（如后妃、外戚、宦官）的处置问题，士大夫与皇帝的关系问题，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问题，兵权收放与边防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共性问题才是帝国治理的真正难题。甚至有些帝制时期的难题，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也有着启发意义。

“放眼全世界，在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之内，实现统一如此之早、统一的时间如此之长、统一的追求如此一贯，帝制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事实，常常令后世惊诧。”赵冬梅认为，两千多年的帝制，朝廷的核心利益关切不外乎以下两点：怎样延续王朝统治，这是皇权的安全问题；怎样保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问题。哪怕是在分裂时期，各政权所施行的仍然是郡县制、官僚制，所追求的仍然是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的理念说起来简单，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技术性。

比如地方行政制度的建设，两千年来地方行政层级经历了从两级到三级的摇摆，只有县作为最基础的政区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县以上的政区都发生过复杂的变化，最终是宋朝的制度创新，让地方行政层级固定了下来。“以前政府层级的演变，不论是两级制还是三级制，各级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都是一揽子管，所以辖区一旦过大，就有形成割据的可能。”赵冬梅说。而宋朝发展出一种新的地方管理体系，最高级的地方政区同时设置功能不同的平级机构，各管一摊，比如转运司管财政，提刑司管司法，分别对应中央的主管部门，分权制衡，既保证了效率，又防止了割据，“宋朝的制度创新对元明清产生了深刻影响”。

怎样才是更好的地方治理方式？南宋思想家叶适认为，就是要适当地放权给地方行政机构，“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中央的监督检查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做到有度，抓大放小，必须有明确规定，而且不要太频繁，以免对地方行政造成干扰。明末清初顾炎武说得言简意赅，“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则天下治矣。”

“这样的话能说出来，说明那个时代的地方被管得确实太死了。”赵冬梅说，无论是叶适还是顾炎武的话，都表达了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