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激情与诗歌的耐心

作家止庵近照

1.

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写了一个当代的复仇故事。无论从文本的力量还是文体的艺术来看，它都是汉语写作的意外之喜。但正如“受命”二字所暗示的，止庵写出这部作品，亦未尝不是出于对悬置已久的历史呼召的顺服，并终于不辱使命。

小说的开端，平淡里藏着奇崛：1984年的一天，文学青年、口腔科医生陆冰锋从记忆力正在衰退的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在浩劫年代自杀，乃是因被今日高官、昔日同事祝国英逼得走投无路。他从夹着父亲遗书、划有指甲印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字句上，接收到父亲的遗命：复仇。自此，冰锋的人生停止了向前的脚步，而立定心志往后看——他生命的意义，悬在为父复仇之上；与此同时，他酝酿着一部以伍子胥——历史上的替父报仇者——为主人公的诗剧……

此开端预示了作品看似对立却并行不悖的两个特征：1.严肃文学的语言、主题、笔法和细节；2.类型小说的叙事招数和推动力——尤以冰锋发现父亲在《史记》字句上留下指甲印一段，最见端倪。这个决定了主人公生命方向的情节/细节既戏剧化得扎眼，又紧贴人物的绝望处境，平实得几乎不露痕迹。之后，过于巧合的人物关系又成为叙事的支点——冰锋的生活中出现了令他情愫渐生的女主人公叶生，她恰好是复仇对象的女儿，若非靠着她，他绝无机会接近祝国英。作者对此巧合的处理方式一如其前：都是将“扎眼的戏剧性”处理得平实而几乎不露痕迹；同时，还让它发生方向相反的作用力——这巧合既为主人公的复仇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成为他致命的道德阻力、一再延宕的缘由。

我们知道，巧合在类型文学中既是情节的助推器，又是一个游戏；而在严肃文学中，它在推动情节的同时，可能会成为一个寓言，或者用止庵的话说，成为“命运”的一种喻示。这是《受命》在文体上的独特之处——意义的渐深渐远与悬念的渐近渐强的融合。意义和悬念绝非各行其是或强行扭结的无机之物，而是相互助力、彼此养育的有机之体，这使得小说的进展犹如一个灵命的生长——有立足之地，有骨骼，有血肉（遍布着敏感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有呼吸，有灵魂，直至个性成熟。

2.

《受命》显示出纳博科夫式的“科学的激情和诗歌的耐心”（思量一下，纳氏为何不说“科学的耐心和诗歌的激情”）。“科学的激情”，可见于作品对1984-1986年北京人文地理和文化生活的考古式复现——主人公走过的街巷，坐过的公交，吃过的饭馆，去过的书店，看过的电影、戏剧、展览，穿戴的衣着……都是那个年代确曾存在的（为了人物的这些舞台布景和道具，作者使出考据功夫，查阅《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上所有相关讯息，以及当时的各种北京地图集，还透过微博向网友求证某一地点在当时坐落着什么店面）；人物闻过的花香、赏过的花树，其开谢枯荣的真实景况也与作品中的四季流转不差分毫（作者招认，他为此写了一年的北京植物日记）；至于对主人公职业行为的精确叙述，更令从医者无话可说（显然，作者把自己口腔科医生的经验储备大量移用在了冰锋身上）……这种对物质细节的精密查究，若无“科学的激情”，绝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