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拉德小说《间谍》看帝国反恐的悖论逻辑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与康有为(1858-1927)是同时代人。

1894年2月15日,伦敦格林威治公园发生了一起神秘的爆炸案，一个叫波尔丁的年轻法国男子在靠近天文台的坡上被炸身亡。经查，此人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员，死因乃是随身携带的自制炸药意外爆炸。这次事故看似牵连不广，却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仅有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者实施的恐袭。此事在当时英国媒体闹得沸沸扬扬，直接成为康拉德1907年的小说《间谍》的故事原型。

从1881年沙皇遭波兰革命党人炸弹暗杀开始，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无政府主义的暴恐狂潮把西方世界搅得人心惶惶。按安东尼·伯顿的说法，“1885到1914年，每隔十八个月就有一位国家元首或重要部长遇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死于无政府主义者之手。”在沙皇遇刺后不久，备受鼓舞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伦敦召开了国际大会，推出了所谓“行动宣传”的原则,主张用激烈的行动来影响大众，而不再依靠宣传册子。

当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们对暴力杀人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克鲁泡特金就不太认可“行动宣传”，他一直谴责个人恐怖主义行为，认为暴力杀人不等于革命的“反叛精神”本身，况且“有几百年历史的社会结构不可能被几公斤爆炸物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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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一小撮亡命之徒的炸弹和手枪，确实不可能真正动摇资本主义制度，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恐怖袭击，英国才首次建立了以反恐为目的的秘密警察机构。与当时俄、法、意和西班牙等欧洲诸国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高压态势不同，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反恐政治一直有其独特性。首先，英国当时的反恐对象主要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一书中，亚桑诺夫梳理了19世纪末英国伦敦的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结果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由爱尔兰激进的芬尼亚分子所为。他们选择在日常的通勤线路上发动袭击，针对标志性区域，为“现代恐怖主义奠定了剧本套路”。

为了应对爱尔兰自治运动中的恐怖主义，英国政府迅速加以应对，通过立法和机构改革来进行反恐。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爆炸物法案》，从都柏林抽调有经验的反恐警察，在伦敦警察厅成立特别部门“政治保安处”（Special Branch）。因为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侦破芬尼亚分子在伦敦地区的炸弹袭击，所以一度叫“特别爱尔兰保安处”，只是在芬尼亚分子的袭击潮平息之后，“政治保安处”才开始“去爱尔兰化”，将主要监控目标对准移民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此外，英国政府一直以其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为荣，对欧洲各国打击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恐行动并未亦步亦趋。实际上，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当无政府主义者的自制炸弹把欧洲大陆闹得天翻地覆时，康拉德所在的英国反倒颇为平静。作为日不落的帝国，英国一直是各国流亡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的避难所。克鲁泡特金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