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关于“梅郎”
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不要再梅郎梅郎的了！”５０年过去，言犹在耳，今天在报端又见“梅郎”字样，这当然不能不使我吃惊。
■争 鸣
在《南方周末》（２００７．２．１）“往事”版上看到一篇考证长文，“梅郎少小是歌郎”，为之吃了一惊，文章题目写得出色，恍如旧识，是久违了的只能在上世纪上海小报上才能见到的标题，似乎与《南方周末》的一贯格调不太谐和。附刊梅氏一幅照片，看样子至早也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或称晚年，选用的说明也出于长文作者的原话，指为中年形象，恐不确。并称之为“当时颠倒众生的‘超级男声之一’”，好像也不大合拍。今天文坛上的新奇事物多矣，不过选题为难，只好像“白头宫女”似的，说说“玄宗”，倒不妨事，编者的苦心读者也多少能够理解。以上只是闲话，真正使我吃惊的，还不在此。
说起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文汇报》要改版，想出了一些新点子。其中之一是请梅兰芳写他的自传。那是解放之初，不像今天大小明星、社会名流，争相以写自传为时髦，何况又是身居演员首座的梅。想出这个点子的副总编辑柯灵的奇思妙想，值得佩服。约稿的任务又偏偏落在我的头上。一开始，自然是得到梅的婉拒，后来几经努力，到底得到初步同意。但怎样写；怎样在他忙碌的旅行演出中写作，怎样寄稿；保证在报纸上不脱期地连载，都是问题，而且是难以克服的问题。一天，在马斯南路的梅花诗屋里商量对策，稍有眉目以后，梅先生见座中无人，郑重地对我说出他最担心的顾虑。只简单的几句话。他说他身边的朋友、助手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笔下难免带有陈旧的气息，千叮万嘱我要把好关，尽量避免出现不合时宜的文辞。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不要再梅郎梅郎的了！”５０年过去，言犹在耳，今天在报端又见“梅郎”字样，这当然不能不使我吃惊。
今日回想，他这一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带有往事回忆的沉重负担和适应新社会读者的考虑。果然，当《舞台生活四十年》将付印成书时，就遭到严刻的批评，“笔墨陈旧”。这其实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当此书初写时，我曾有过一种奢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本“大传”，当然不只是一本舞台艺术教程，如某些人所希望。我认为梅是经历了千奇百怪、纷繁复杂的几个朝代，几多世变，无数人物，交满天下、誉满天下而没有谤满天下的人物。遇见过几多风险，闪躲腾挪，终能全身而退，成为真正的“德艺双馨”的梨园班头。这是不容易的。评价一个人应从大节着眼，不可着重于被侮辱损害的历史细节，应看到人物在不可抗拒的恶劣环境中的挣扎、抗拒。男旦或男色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奇的事物。从近处说，明末出版的《弁而钗》，到清中叶的《品花宝鉴》，到张江裁编辑的清代梨园史料，都充满了这类东西。梅身边的“名士”，如黄秋岳、赵尊岳、易实甫，都是写“梅郎诗”的好手，如加意收集，将有几卷之多，不只长文中所列戋戋数例。而其中却引用了日寇投降之日、伪满康德十二年刊的“僻书”的材料，都是一流货色，真伪不可知亦不必辩，道听途说而已。重要的是使我们知道历史上曾有如此丑恶的现象，增加人们对旧社会更深刻的认识、理解。尤为重要的是怎样对待这些“史料”，是对被损害、侮辱者的同情和激愤，还是作为有趣的佚闻加以复述，这就有落入易实甫同党的危险。
说梅兰芳一生交满天下，并非夸张。党、政、军、军阀、反动统治阶级、日寇、金融家、流氓、地痞、特务、梨园行，和自己打对台的学生、文化界的“名流”，真正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处处遇到险滩，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可是他从容应对，一一闯过来了。这可有多么不容易，如将这种种关目细节，选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一写来，这就不只是一本艺术家传记，而是一本描述广阔历史场景，呈现传主真实生动面貌的“大传”。
人民是识大体的，知好丑的。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梅兰芳赴京出席文代会，一路上每遇车站停车，万头攒动，争看伶王；在北京下小馆子，饭罢出不了门，都是来看梅兰芳的，他们不管他少小时是不是“歌郎”，没有谁想过这些。
长文中又引陈寅恪论柳如是为陈子龙作“男洛神赋”事，陈氏说，“历三百年，迄于今日，戏剧电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南洛神’，亦可谓预言竟验矣，呵呵！”遂指所譬为梅兰芳。颇费疑猜。何不引陈寅恪１９４９年秋诗，“报载某会中有梅兰芳之名，戏题一绝”。诗云，“蜂户蚁（音娥）封一聚尘，可怜犹梦故都春。曹蜍李志名虽众，只识香南绝代人”。此诗明指梅氏，用不着猜疑。其爱重之意，更为彰显，可与过去多种“梅郎诗”作一对比。其差异何如！过去那些烂名士、小报记者得到这样的题目，无异中了头彩，哪能不卖尽气力，铺张扬厉，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对待此种“史料”必须倍加小心，慎重审读。有寅恪先生诗在，可见诗格相去竟有如此差距，可不慎哉！
１９４４年前后，巨奸梁鸿志嫁女于朱朴，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有人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来宾中竟有梅兰芳，见者惊异，蓄须明志的梅，怎会出席于这样的场合？这正好作一个好例，说明在险恶的环境中，梅所碰到大大小小的难关，是如何化解的。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这是处于当时那个日伪环伺时代正直的人处世的原则。时移势异，在今天看来就不免有些难于理解，是不足怪的。
解放后梅受到非凡的重视，出任戏曲研究院的院长。不久在天津演出时接受记者的采访，针对当时“戏改”的现状，发表了“移步不换形”的意见。一下子惹恼了主持“戏改”的田汉、马彦祥辈，责令检讨。滞留天津许久，经过阿英的反复协调，最后以对记者谈话的方式得到解围，始得离津返沪。从此再不见他对戏曲改革发表新的意见。身居院长高位，本应对戏曲改革方向、方式多有建白，但只当了个甩手掌柜，实权交给马少波等打理，挂名院长的他只抓紧时间到全国各地旅行演出，不忘本业的实践，在环境允许下尽力完成一个演员的本职工作。这是梅在新社会碰到的一次挫折和他的应对之道。归根结底，他的行动都是积极，而并非消极的，真不负陈寅恪“只识香南绝代人”的称誉而无愧。直至病重，在病床上仍念念不忘他的观众，深以未能远赴边远地区使热爱他的观众在舞台上亲睹他的现身为忧。这才是真正的“德艺双馨”，可惜此一崇高的徽号，今天已经贬值、异化到如此地步，并旧事重提，从垃圾堆里搜寻，“考证”，加以“歌郎”的可疑“桂冠”，事势之奇，竟至于此，想再说些感想，终不免是些“闲言语”，只得就此罢了。
在《南方周末》（２００７．２．１）“往事”版上看到一篇考证长文，“梅郎少小是歌郎”，为之吃了一惊，文章题目写得出色，恍如旧识，是久违了的只能在上世纪上海小报上才能见到的标题，似乎与《南方周末》的一贯格调不太谐和。附刊梅氏一幅照片，看样子至早也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或称晚年，选用的说明也出于长文作者的原话，指为中年形象，恐不确。并称之为“当时颠倒众生的‘超级男声之一’”，好像也不大合拍。今天文坛上的新奇事物多矣，不过选题为难，只好像“白头宫女”似的，说说“玄宗”，倒不妨事，编者的苦心读者也多少能够理解。以上只是闲话，真正使我吃惊的，还不在此。
说起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文汇报》要改版，想出了一些新点子。其中之一是请梅兰芳写他的自传。那是解放之初，不像今天大小明星、社会名流，争相以写自传为时髦，何况又是身居演员首座的梅。想出这个点子的副总编辑柯灵的奇思妙想，值得佩服。约稿的任务又偏偏落在我的头上。一开始，自然是得到梅的婉拒，后来几经努力，到底得到初步同意。但怎样写；怎样在他忙碌的旅行演出中写作，怎样寄稿；保证在报纸上不脱期地连载，都是问题，而且是难以克服的问题。一天，在马斯南路的梅花诗屋里商量对策，稍有眉目以后，梅先生见座中无人，郑重地对我说出他最担心的顾虑。只简单的几句话。他说他身边的朋友、助手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笔下难免带有陈旧的气息，千叮万嘱我要把好关，尽量避免出现不合时宜的文辞。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不要再梅郎梅郎的了！”５０年过去，言犹在耳，今天在报端又见“梅郎”字样，这当然不能不使我吃惊。
今日回想，他这一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带有往事回忆的沉重负担和适应新社会读者的考虑。果然，当《舞台生活四十年》将付印成书时，就遭到严刻的批评，“笔墨陈旧”。这其实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当此书初写时，我曾有过一种奢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本“大传”，当然不只是一本舞台艺术教程，如某些人所希望。我认为梅是经历了千奇百怪、纷繁复杂的几个朝代，几多世变，无数人物，交满天下、誉满天下而没有谤满天下的人物。遇见过几多风险，闪躲腾挪，终能全身而退，成为真正的“德艺双馨”的梨园班头。这是不容易的。评价一个人应从大节着眼，不可着重于被侮辱损害的历史细节，应看到人物在不可抗拒的恶劣环境中的挣扎、抗拒。男旦或男色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奇的事物。从近处说，明末出版的《弁而钗》，到清中叶的《品花宝鉴》，到张江裁编辑的清代梨园史料，都充满了这类东西。梅身边的“名士”，如黄秋岳、赵尊岳、易实甫，都是写“梅郎诗”的好手，如加意收集，将有几卷之多，不只长文中所列戋戋数例。而其中却引用了日寇投降之日、伪满康德十二年刊的“僻书”的材料，都是一流货色，真伪不可知亦不必辩，道听途说而已。重要的是使我们知道历史上曾有如此丑恶的现象，增加人们对旧社会更深刻的认识、理解。尤为重要的是怎样对待这些“史料”，是对被损害、侮辱者的同情和激愤，还是作为有趣的佚闻加以复述，这就有落入易实甫同党的危险。
说梅兰芳一生交满天下，并非夸张。党、政、军、军阀、反动统治阶级、日寇、金融家、流氓、地痞、特务、梨园行，和自己打对台的学生、文化界的“名流”，真正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处处遇到险滩，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可是他从容应对，一一闯过来了。这可有多么不容易，如将这种种关目细节，选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一写来，这就不只是一本艺术家传记，而是一本描述广阔历史场景，呈现传主真实生动面貌的“大传”。
人民是识大体的，知好丑的。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梅兰芳赴京出席文代会，一路上每遇车站停车，万头攒动，争看伶王；在北京下小馆子，饭罢出不了门，都是来看梅兰芳的，他们不管他少小时是不是“歌郎”，没有谁想过这些。
长文中又引陈寅恪论柳如是为陈子龙作“男洛神赋”事，陈氏说，“历三百年，迄于今日，戏剧电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南洛神’，亦可谓预言竟验矣，呵呵！”遂指所譬为梅兰芳。颇费疑猜。何不引陈寅恪１９４９年秋诗，“报载某会中有梅兰芳之名，戏题一绝”。诗云，“蜂户蚁（音娥）封一聚尘，可怜犹梦故都春。曹蜍李志名虽众，只识香南绝代人”。此诗明指梅氏，用不着猜疑。其爱重之意，更为彰显，可与过去多种“梅郎诗”作一对比。其差异何如！过去那些烂名士、小报记者得到这样的题目，无异中了头彩，哪能不卖尽气力，铺张扬厉，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对待此种“史料”必须倍加小心，慎重审读。有寅恪先生诗在，可见诗格相去竟有如此差距，可不慎哉！
１９４４年前后，巨奸梁鸿志嫁女于朱朴，在上海举行盛大婚礼。有人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来宾中竟有梅兰芳，见者惊异，蓄须明志的梅，怎会出席于这样的场合？这正好作一个好例，说明在险恶的环境中，梅所碰到大大小小的难关，是如何化解的。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这是处于当时那个日伪环伺时代正直的人处世的原则。时移势异，在今天看来就不免有些难于理解，是不足怪的。
解放后梅受到非凡的重视，出任戏曲研究院的院长。不久在天津演出时接受记者的采访，针对当时“戏改”的现状，发表了“移步不换形”的意见。一下子惹恼了主持“戏改”的田汉、马彦祥辈，责令检讨。滞留天津许久，经过阿英的反复协调，最后以对记者谈话的方式得到解围，始得离津返沪。从此再不见他对戏曲改革发表新的意见。身居院长高位，本应对戏曲改革方向、方式多有建白，但只当了个甩手掌柜，实权交给马少波等打理，挂名院长的他只抓紧时间到全国各地旅行演出，不忘本业的实践，在环境允许下尽力完成一个演员的本职工作。这是梅在新社会碰到的一次挫折和他的应对之道。归根结底，他的行动都是积极，而并非消极的，真不负陈寅恪“只识香南绝代人”的称誉而无愧。直至病重，在病床上仍念念不忘他的观众，深以未能远赴边远地区使热爱他的观众在舞台上亲睹他的现身为忧。这才是真正的“德艺双馨”，可惜此一崇高的徽号，今天已经贬值、异化到如此地步，并旧事重提，从垃圾堆里搜寻，“考证”，加以“歌郎”的可疑“桂冠”，事势之奇，竟至于此，想再说些感想，终不免是些“闲言语”，只得就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