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万血液病患者求治背后：一部几代学科工作者合著的“攀岩史”

消毒、固定、静脉穿刺、取下止血带……采血，在今天大众日常接触到的医院检验科、流动献血站反复进行。

而放在四五十年前，同样的步骤，对于当时的我国医疗工作者来说，却是极其复杂。

2021年11月6日，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举办期间，由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武田中国联合策划，南方周末提供媒体战略支持的全国首部血液学领域的大型医学人文纪录片《中国血液学发展史》首映仪式隆重举行。在镜头前，王建祥、吴德沛等我国几代血液学科领军人物共同讲述，尝试将这段关乎公众认知、学科发展、学术研究水平等多方的“攀岩”历程，首次全面、系统性地铺开。这意味着，我国几代血液学科研究者创新攻坚，在短短四十年时间里，缔造从零到有、从弱到强的飞跃，第一次以如此详实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过去和现在的记录，它更是一条通向未来血液病治疗的可见路径。

《中国血液学发展史》纪录片首映典礼启动

“好多故事，年轻人都忘记了”

在和平时期，大众的焦点自然而然会转移到采血、输血之后更为复杂的血液病治疗手段。在今年进博会上，当公众的目光再次聚集在血液学时，与之紧密联系的已经是流式细胞术、CAR-T（一种细胞免疫疗法）等国际最前沿的先进治疗技术。但在王建祥教授印象中，这些进步并非一蹴而就。“这一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被好多年轻人都忘记了，记不清我们对输血能有这么大的贡献。”

王建祥是中国第一批血液学专业培训班发起人。他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战场上不幸身亡的战士之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失血过多。“而现在我们在发生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输血和采血能力就比以前强多了，怎么样能输、能采、能保存能输，其实技术工作都是我们从那个时候做起来的。”他说。

据我国流行病学统计，当今中国血液病患者近500万，并且呈逐年上涨的趋势。作为医学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中国血液学建设不仅起步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黑暗当中。

40年前，人们常用“站着进来，抬着出去”来形容血液疾病的凶险。亚型多、复发率高、治愈率低。国内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科体系建设，都是一片空白。对于学者来说，几乎前路茫茫。

但还是有人闯进了血液学科“漫漫长夜”。

1957年，51岁的中国血液学奠基人邓家栋教授从苏联留学回国，牵头成立专门负责输血和血液的研究所。由于受到国家的重视，很快，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和医学研究所成立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血液的研究机构。但至此，我国血液学科体系建设仍然还没捱到黎明。

确定血液病诊断的指标就是首要的难题。“基准线很重要”，王建祥回忆当年制定规范与标准时的焦灼，“血液学体系上重要的是血细胞，当时我们有英文的名称，但是中文名称是什么？怎么样统一规范我们的命名？”除此之外，“我们常说的血常规正常值是多少，还有我们骨髓的各类细胞的比例正常值是多少”，都一概不知。

求知的过程也是异常困难。王建祥提到，“捐骨髓要把骨髓做分类，这在最初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在取得正常人体的骨髓后，再进行骨髓细胞的分类，才能从中确定我们中国人骨髓的分类正常值。

在确立了各项基准线后，血液病治疗才有了第一束光照射进来。

“把种子收集起来”

质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很多患者经不起等待。

在确立骨髓分类正常值等一系列基准线后，邓家栋联合一批专家又先后制定了血液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其中揽括了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多种细分疾病。

人才体系也在之后自然而然搭建起来。60年代初期，围绕着血液学科专门培训班连续开展了三期，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内科学人才。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我国第一批有规模培养的血液学人才。他们的加入使得血液学有了深入各个地区发展的可能。很快，地方的血液所、血液治疗中心兴建起来，国家级血液学中心一一在北京、天津、苏州和哈尔滨落地。

自此，我国血液学在近半个世纪里蓬勃发展，在部分细分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前人的铺垫，使得后来者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走过瓶颈期的漫漫长路后，有人在血液学科领域精益求精。在实验室里，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病学科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吴德沛教授把采集造血干细胞的仪器比喻成种子的来源地。“我们在这里把种子收集起来，再把它重新输到病人体内播种下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干细胞采集的数量质量都要达到我们的基本要求以上，质量越好，那么这个病人造血重建越快越完全。”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吴德沛教授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回忆起最初建立血液学的日子，“当时我感觉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可能一辈子也赶不上，但没想到就这40年我们已经超过了很多地方”。进步最大的意义在于为患者带来的希望。马军教授介绍，原先经常被判定为无法治愈的淋巴瘤，目前在中国三级甲等医院的治愈率已经可以达到70%，而白血病尽管听上去非常难，但自从“半相合”移植应用以来，有近60%的白血病患者能够被治愈。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通过线上方式参与座谈会

让全球关注并认可中国血液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记得最早受邀赴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参加会议时，当他分享完一组单倍型骨髓移植数据之后，听到现场有人窃窃私语说：“中国人的数据能相信么？”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他迫切地希望能够为血液学的“中国方案”正名。“大约到2011年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成功案例，国际上已经比较认可我们的方案了。”而现在，“北京方案”已经成为国际治疗血液恶性肿瘤的主流方案。

还有人则抱着数年如一日的心态前行。“从我们开始做淋巴瘤研究，到现在应该有25年的时间，”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维莅感慨，“在这25年说长不长，说短亦不短，我们在这个疾病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栓与止血诊疗中心主任杨仁池教授参与了十几年血友病治疗，在他看来，尽管这始终还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但“这么多年走过来，在学界、中华医学会学术分会的指导，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整个血液病的认识纵向比较，还是有大幅的提高”。过去，血友病患者中有70%到三十岁前会致残，6至12岁儿童患者的残疾比例更是高达90%，但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像健康孩子一样生活了”。

知来路更明去处

几代血液学者的兼程前进，得以让世界在今天见证应对血液疾病的“中国方案”。

在镜头下，血液学科前辈们仍然保持着对未来以及更深层次治疗方案的探索。吴德沛强调了我国现阶段在一些药物和设备的可及性上的欠缺。“虽然我国在创新药品和设备上作出很多创新，但是我们的药品和设备多数还是来自发达国家，自己真正实质性的原创性的研发还相对比较少。”他认为，“我们有些药品往往要比国外晚几年才能拿到，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病人可能这方面也会提升。”

目前我国血液病诊疗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如何从传统化疗、靶向治疗阶段，进入发挥生物治疗尤其是细胞治疗强大作用的新阶段，从而把血液病特别是恶性血液病的病死率进一步降低。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方案”只有在一次次高维度交流中，缩小研发差距，不断精进、追逐，乃至赶超，才能继续反哺血液病各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进博会正是一个提供高维度交流机会的平台。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进博会让世界领略了技术的最新前沿，并助力国与国之间未来的发展。过去，中国更是在进博会向世界展示了未来在农业、消费等领域的服务畅想。

中国医疗也势必在这个平台描绘更为广阔的图景。今年进博会在延续“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和“康复养老专区”基础上，新设“生物医药专区”，聚焦生物医药领域前沿技术、优质产品及产业发展动态。国际医学发展借助强劲的科技浪潮，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兴力量，正试图将血液学推向一个无限畅想的新世界。在发展过程中，血液学真正意义上成为一门意义非凡的学科，一门关于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学科。

俗语道，“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同样凝结了血液学科发展每一个重要里程碑的《中国血液发展史》，也将过去几代人的初心一一彰显。

“从开拓到引领——血液学发展史中的中国方案”座谈会

当中国血液学科不断触及新的高峰时，对每一个血液学领域从业者而言，无论走多远，攀多高，他们的目标始终单纯简单——彻底征服血液类疾病，让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也许这个目标难以达到，但中国血液学科研究者正怀抱着巨大的热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将持续为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