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醉医生的漫长战事：一亿元捐赠与二十年的争议教育试验
反对者认为，这位留美医生构思的制度，让医生沦为一种简单、呆板、职业发展受限的劳动力。在反对者中最坚定的人看来，捐款彻底暴露规培的“剥削”本质。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2003至2013年，刘进连续10年提交建议，呼吁将规培费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中。那时，他的目标是为规培生争取到每年12万的薪酬。
2020年，丁香园调查3023位参加过规培的医生后发现，八成规培生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接近九成受访者表示，规培生和本院住院医师难以做到同工同酬。
刘进说到了三十多年前在黄石第二医院，那11个烧伤后因感染死亡的患者。末了，他说了一句话：“到基层医院看病的人，也是一条命。”
（本文首发于2021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
发自：成都
责任编辑：吴筱羽 何海宁
华西麻醉第一批规培生李崎成了如今的规培老师，他至今保留着自己的规培记录。
2021年11月第一天晚上，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四楼，只有一间教室亮着灯。两名年轻而疲倦的医生，正在尝试说服病人家属终止一场已经开始的手术。不一会儿，谈判陷入僵局，所有人都沉默。
医学院毕业生对死亡的气息早已了然于心。“生命无常”自始至终深藏于成都华西坝这块土地的深处——1905年始建的华西协和大学，正是建于一片荒坟之上。但在这里度过五年生涯的医学生不敢宣称，自己能掌控一场关于生死的谈判。大家一致认为，这应该是在工作中学会的技能。
这天夜里，教室中的医学生都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面对病人家属的逼问，他们言辞晦涩、神色慌张，与真正的医生相距甚远。
这是一堂情境模拟课堂，而他们正处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下称“规培”）阶段。
规培是医学生毕业后教育的一部分，为了提高医生临床能力而进行，以临床实践、专业必修课、公共必修课为主要内容。
2000年，在北京医学界已颇有名气的医生刘进，举家搬迁，加入华西医院麻醉科，开始招收规培生。此后多年，他一直推动规培在全国落地，连续十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言。
2021年9月27日，65岁生日当天，刘进再为这项事业加码。他将一笔一亿元的科研转化奖金捐出，用于设立华西医院专项规培发展基金。
不料，对于这一举动，一方面是舆论叫好，另一方面却引来不少医学生甚至医生的谩骂与讥讽——由于推动规培落地，刘进早已成为医学生的“公敌”。反对者认为，这位留美医生构思的制度，让医生沦为一种简单、呆板、职业发展受限的劳动力。在反对者中最坚定的人看来，捐款彻底暴露规培的“剥削”本质，“活儿被规培生做了，刘主任才有时间去科研攻关。”
不少人才注意到，关于这项医科教育改革的争论，已有二十年。
“不是医学教育不行”
在遥远的1993年，没人会在一间教室里讨论终止手术的沟通技巧。
一个将影响医学教育发展的政策在这一年出台。卫生部以《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的形式，提出规培理念。
刘进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学习，回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他怀揣着一个来自西方的医学教育计划，试图解决一个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如何提高医生的临床能力？
1980年代初，刘进本科毕业后进入湖北黄石第二医院工作。一次，当地的加油站起火，医院收治了11个烧伤面积在70%以上的患者。医院建立临时抢救病房，又安排刘进单独值守。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即便有部队医院的介入，11条人命依旧在刘进眼皮底下一一逝去，“没有能力啊，束手无策啊。”刘进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那时流行的培养模式是“师徒制”，每个刚入职的医生会跟着一个老医生。“师徒制”却有一个致命缺陷，在医生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老医生的水平依旧堪忧。刘进期待着老医生回天有术，但“基层的老师们努力过了，没办法，他们当年也没有好老师来教”。
1984年，刘进进入阜外医院麻醉科攻读研究生。
他的博士生导师徐守春曾在一次采访时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医科）专业化太早，多采取短平快的培训方式，“已经不适合和平年代医学的发展”。刘进前往美国深造前，徐守春嘱咐，“去考察一下为什么美国的临床医学比中国做得好。”
1993年，归国的刘进有了自己的答案，“不是医学教育不行，是缺少一个制度，一个规范化培训”。在美国，医学生平均要给26家医院投递简历，获得参加3到8年规范化培训的机会，才能使自己“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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