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史景迁逝世，他让西方读者认识了一个丰富的中国

序

“这些凸起作什么用？”史景迁轻声问。

他视线的正前方，是一件商代晚期的戈父丁簋（guǐ），除了颈部纹饰，周身布满圆形小凸点，类似三千年后Tod’s鞋上的豆豆。

“纯装饰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博士作答。

“Hi John, I like the steamer! 孟子常常说起它……It’s beautiful!”金安平惊喜地将史景迁引到两件蒸食器（steamer）面前：商代晚期的兽面甗（yǎn）和西周早期的南单甗。虽然已经做了祖母，金安平的声音举止里依旧可寻女学生气，那是带有台湾成长背景的知识女性所特有的。

当胡嘉麟讲到镇馆之宝大克鼎乃是周孝王近臣、一个膳夫总管铸造的，金安平忍不住又唤一声“John”，将这一照见“权势周边”的史实译给丈夫听。

史景迁在大克鼎铭文的拓印件前伫立良久。他几乎是贴在橱窗玻璃上辨识那些古远的文字。橱窗里的灯光散射在他的轮廓上：瘦削的脸庞，灰白的胡子，清亮的眼睛，仿佛古希腊赫尔墨斯的头像。

这对夫妇沉浸在庄严静谧的青铜器世界里，久久不肯离去。几天前在成都的杜甫草堂，他们也是这般流连忘返。

现实中偶尔的打断——比方在博物馆一楼遇到的这位高瘦的外国青年：“尽管冒昧，我还是想问，您是乔纳森·斯班塞先生吗？我是某人的学生。”——方能令史景迁从他的中国梦里醒来。友好地交谈，尽量满足地签名，以及幽默应对21世纪大面积出产的全球化作物：粉丝——“哦，这里发生了什么？”

史景迁作品在全球化时代的畅销，或者是对现代人粗暴对待语言的一束辩解：美好的语文是人类需要、喜爱的，并难以过时。最令他吃惊的是，在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韩语等等译本之后，如今土耳其人也能听他讲中国皇帝的故事了。

在上海的大部分时间里，史景迁不怎么说话，优游地看。那双眼睛明亮柔和，仿佛漫着水汽的温泉。他的脸上始终笼着一层梦幻之气。在充满声色的人群之外，他好像独自拥有一个时空。当汽车驶过外滩，他的脸向着车窗外，悄声说出所见：“教堂。”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大笑也止于六七分，如微风掠过。

与他共事10年的余英时先生称他高雅温厚；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说他有独特的沉吟方式、梦呓般的讲述，尤其是历史画面出现在他脑中的时候。每当他投入一个历史题材，那里面的人就会走动发声：三四百年前满族人会在结冰的池塘上滑冰，桃花会在春日里绽放，小贩在兜售货品；有人在搭船，有人雇了一顶轿子，有人连鞋子也没得穿……甚至，那些人心里的喜乐和哀伤都可以慢慢地、慢慢地讲出来。这时候，他便像一位建筑师，或者玩拼图游戏的孩子，把那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图像连接起来、搭建成楼。

“在不同的楼层看不同的风景，”史景迁说，“如果能在底楼看见一段往事，也很好。”

他熟练地使用筷子。他在鸡尾酒调制方面的技能令他对成品的诸多细节都可提供改进方案，但他仍然彬彬有礼地向调酒师传达鼓励：第二杯比第一杯好。他至少说出三四个不同的英文词汇，来表达“令人感兴趣的”这一意思。

金安平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教书，研究对象是先秦诸子。她的祖父金毓黻先生是满人，一位低调的史学家。1990年代初，史景迁在收集太平天国史料时与他的同仁和弟子打过交道，听说了不少金先生的往事，“领略到某种大家风范”。

“我们在西黑文住，有一块3英亩（注：大约等于18亩）的花园，种了许多花。每次当我说，我们再开垦一个bed（注：12beds＝45英尺）吧，史先生就会很累。常常有小鹿来偷吃玫瑰，我就会训斥它们。史先生已经退休，主要是看书、写作。答应别人的要写完，交出去也不大关心销量。我们都喜欢读诗、小说，常常分享好的段落。我们也爱看电影——1935年以前的美国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意大利电影；法国新浪潮是年轻时喜爱的，如今不敢回头再看，因为，它们好做作啊……”

金安平话音刚落，一旁的郑培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与夫人鄢秀共同完成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史景迁系列作品的重新编译）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你若写报道，应该写上：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史景迁立在和平饭店11层九霄厅的落地窗前，注视着黄浦江。这里曾是第二次汪辜会谈的所在。因为恐高，他扶着窗棂，脊背微驼。窗外，是明丽的外滩，游人如织，小艇在江面上缀着，很像青铜器馆里春秋时期那尊子仲姜盘，上面有古人捏塑的鸭子、鱼儿和蛙。

史景迁的背影深深地印在窗前，那是他看上海、看中国的角度之一。那一刻，窗内的他与窗外的世界，浑然一体。

▲史景迁  图/雍和

史景迁文笔之优美，状物写景之功力，在当代汉学家中独一无二。西方出版界称他为“诗人史家”——是的，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看这段《康熙》中的夏日塞外：

步出长城之外，清新的空气和湿润的泥土令人为之一爽；舍山间小路，策马跃入粗犷的莽原，森林覆盖的群山起伏，犹如密密匝匝的青纱帐。愈往北行，视野愈加开阔，数百里内一览无余……虽时值盛夏，但树上有露珠闪亮，一些树叶已开始变黄，宛若深秋的景色。（马敏译）

远迈长城，水土甚佳，令人神清气爽：离开坦道，深入不知名国度；迤逦群山，蓊蓊郁郁。往极北行，视野天阔，目穷千里……至若盛夏时节，树积寒露，林叶初黄，仿佛九月暮秋。（温洽溢译）

对于“英语世界大众史学的文体家”的语言，译者说，实是难事。然而怎么译，气味都在。

史景迁出生在伦敦北郊的一个读书人家庭。1920年代后期，他的父亲Dermot Spence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能说一口精良的德语。战时动荡，德莫特先生也在出版社和画廊工作过，编过英国小说家拉康德（Joseph Conrad）的一部作品。

史景迁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一战期间，他的外公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教书。他的母亲在伦敦上中学，迷上了法国文学。史景迁开玩笑说，蒋介石出生时其母在念佛，所以佛教对他一生有影响；他之所以与中国结缘，可能因为他出生时，母亲正读一本有关中国的书。

史景迁有两位兄长，一位是古典学者，一位是化学工程师；他的妹妹是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译者。

史氏作品中溢出的醇厚的人文气息，令《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在专访时忍不住探究他深厚的欧洲背景，比如，他在寄宿学校11年的经历——

那是一种叫作Arizena（音）的寄宿学校制度，对英国普通家庭来说非常不错，当然不包括领导人家庭。当孩子7岁或8岁被送到寄宿学校，分两个阶段，每阶段5年，每年只在假期回家2－3次。因此老师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父母要来得多。但同现在的教育相比，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孩子们太集中了。现在的孩子能看录像和电影，那时候只有教科书，我在寄宿学校的较高阶段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那一代年轻人，也不会对此特别挑剔或批判，因为这是制度。

当然寄宿学校鼓励人文教育。包括宗教教育，读《圣经》；学戏剧，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我们也自己演；诗歌，主要是英国诗，而那时候我对美国诗挺着迷……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