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选择生活，选择理想

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王澍回答，是自由放松、可以思考的生活。“我希望我的任何研究都是因为我有兴趣，而不是命令我做什么。就像在一个花园里散步，思考我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我最理想的生活。”

本文由南方人物周刊×金沙酒业联合呈现，讲述建筑师王澍的美好生活新选择。王澍所追求的，是一种朴素、简单、诚实的不断追问自己来源和根源的生活和艺术。

尽管那是50年前的事情，可王澍的回忆鲜活又充沛；正是因为后来的生活与少年时代截然不同，所以记忆会不断被唤醒。

王澍生于1963年，在新疆长大。上世纪60年代停课闹革命，学生和老师都变成了农民。“学校七十多亩地全被开垦成农地，我们都要参加劳动，特别兴奋地种玉米、收玉米、种辣椒、收辣椒、种西瓜、收西瓜……晚上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喝着上好的普洱茶与劣质咖啡，高谈阔论鲁迅与普希金等。那就像是一个特殊的乌托邦时代。那是极丰富的生活，很多东西都是在那个年代学到的。”王澍回忆说。7岁时给家里挑水，冬天在水井上摇辘轳，脱掉手套，铁辘轳就粘住了手上的皮肤。“皮掉下来就会剧痛，但我仍然每天在做这件事。我喜欢挑水，而且我能体会到挑水过程中的那种快乐。”

记忆创造

王澍知道，这些记忆并非精准，其中夹杂被唤醒的想象。“我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孩，在一个小孩眼里，我看到了我该看到的东西。”由白日农作与夜谈文学组成的校园是理想美好又具有创造性的学校；劳动本身就闪烁着某种光彩，可以劳作的房屋是一种生活世界的再生。

30年后，王澍设计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也操刀了富阳文村改造计划。前者与象山山体延伸方向相同，留出大片空地，保留原有农地、河流与芋头鱼塘；后者包含了24种农居设计，放进了天井和农具储存、晒谷、养蚕的空间。

作为一名建筑师，王澍的每一次营造筹划都从个人的记忆入手。“当然，我需要在记忆中寻找和组织。这种工作取决于我对房子的理解、对房子所处世界的理解，也取决于我对建筑的好恶。”他说。

象山校区是美好生活的理想，也是对乌托邦的回忆。建筑就是景观，建筑被当作一座山来设计，也继承了中国人寄情山水的传统。整个校园被拆成了三十多栋建筑，宛如一个村庄，于是人有了在其中自在行走的空间。每一栋楼都被限制在12米左右的高度，“大的树木最后的高度一定能够超过建筑……我的建筑就是要跟自然融合。”十多年过去了，象山校区植被繁茂，郁郁葱葱，藤蔓植物爬满了外墙，树林草地交错成步道，校园内的景致随着四季变化，总会给来访者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觉。

普利兹克奖给予王澍的颁奖词提到，王澍的作品能够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备世界性的建筑。“时间”感正是王澍设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西方建筑自建成之日起，就开始走向衰败。但王澍所喜欢的中国传统建筑，因为建筑材质与自然景致的变化，反而越老越好看。

“经常会有国内外的教授来访象山校区，好几个教授都跟我说自己的感受，说这个校园太奇怪了，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已经走遍了校园的角角落落，但下一次来，总能发现有某个新的地方，是从未见过的。”王澍说。

“人”的生活

外界津津乐道的是，曾经有七年时间，才华横溢的青年建筑师王澍没有接过“像样”的活，靠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陆文宇养家。他隐居在西湖，走街串巷，喝茶写字，研究山水与园林，与包工头吃饭，看退休大爷打麻将、嗑瓜子。

七年后，王澍接到了设计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的项目，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王澍设计了在池塘边的“方盒子”图书馆，水边落亭，远眺青山。这个项目让王澍真正地展露锋芒，为各方所关注。

“那七年看似无所事事，但我找到了很多生活的实感，我在这种状态里逐渐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最有超越性的内容：自然。这不是野生的大自然，是中国人道法自然，几千年中与自然的这种交流，形成了一种既不是人工也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放松状态。人们不断地向自然学习，使人的生活回复到某种非常接近自然的状态，一直是中国的人文理想。”

王澍去过很多国家，他最感兴趣的不是各地的大建筑，反而是居民的日常生活。每次去巴黎，他都要在左岸的咖啡馆坐一会儿，去菜市场转一圈，在小摊儿上吃一顿饭。“我喜欢观察城市里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光看路上的人怎么走来走去，就很有意思。大都市会有很好的街道系统，你坐在路边咖啡馆看行人，也会有很多旁观者在看你，这就像是观众和演员的关系。”

采访的前些天，王澍去杭州南宋御街溜达。那是他操刀设计的城市主干道，一条容纳了杭州历史的商业步行街：新旧混杂、逸趣横生，人们在门前、窗下、街角街边随时发明着各种建筑的用法。走过河坊街时，王澍站在一家高门墙药铺前，从小小的门洞向内张望：“里面就像是一出世俗的歌剧，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做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角落在谈着不同的事情，全是群众演员，他们演得如此之生动。我在门口站了很久，就像看电影一样，完全陶醉其中，实在太好看了。”

在中国的园林里，城市、建筑、自然和诗歌、绘画形成了一种不可分隔、难以分类并密集混合的综合状态。王澍不喜欢“设计”这个词，他喜欢“营造”：一种身心一致的谋划与建造活动，不单是指造房子、造城或者造园，也指砌筑水利沟渠、烧制陶瓷、编制竹篾、打制家具、修筑桥梁，甚至指打造一些聊慰闲情的小物件。营造与生活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生活的同义词。

“营造”是王澍的生活方式。他毕业后本要去往更有商业发展前景的广州，但途经杭州，他下火车转了几天，就被这个城市自然而平淡的氛围所吸引。“在杭州，大家就聊聊文化艺术，谈一些很理想的东西。这样也很惬意。”

当我们问及王澍理想的生活应当如何时，他回答，是自由放松、可以思考的生活。“实际上我是个读书人，我希望我的任何研究都是因为我有兴趣，不需要任何人命令我做什么。就像在一个花园里散步，思考我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我最理想的生活。”

那次偶然的杭州之旅，让王澍决心定居杭州。“这里很惬意，没有谁逼你按某种社会的方式惬意，你可以自己选择。”

答案

2000年，王澍受邀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组建建筑系。时任美院院长许江说，他邀请王澍，就是希望美院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建筑系，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学。

王澍为首届学生出了一份专业的卷子，关于哲学家、禅师、农夫和建筑师对空间的营造。这四个人都是迷思者，而迷思与动手相连，以唤醒自己面对现实的原初感觉，修复业已退化的感官。这份考卷与王澍在建系初始所要回答的问题一致：什么是这个系的学术思想，它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21年后，当我们向王澍讨教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他确定地回答：“我们要得到一个更艺术、更生活、更中国的学术和建筑。我们都认为只教建筑没什么意思。学生毕业后一辈子只做建筑也没什么意思。与建筑相比，我们都认为房子指的东西更小、更质朴，只要你会做小房子，会造大房子就是迟早的事。”

首先，学生要连续四年学习素描，再选修书法或者山水画，这是超出一般工学院的艺术训练。其次，学生们要去城里、乡下调研，了解真正的日常生活。“我说的是日常生活，不是流行生活，是有滋有味的日常生活。城里乡村的真实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更美好的？我要学生们走进生活。”

他说到城市的全面郊区化。“高楼大厦里的邻居不打交道；想去哪个商场，就是从一个地下车库开到另一个地下车库；去一个巨大的商场，买够一周的东西。这是典型的美国郊区生活。但是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把城市变成了巨大的郊区。而人们带有公共性的交往、真实状态的生活在退场。生活被各种规划处理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留下了光鲜亮丽的简化的、商品化的生活。”

小小的菜场、小小的个体商铺，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带来小小的混乱，无法被缜密规划，但这些带着某种自发性的生活意义，才可能让人更接近自己的本性。

“更多地与人交往、更多地去动手劳作，就会让生活变得更好。”王澍说。因此，他要求学生们去劳作。“我们有大量的木工课、砌筑课、夯土课、金属加工课，”他说，“自然教育是重要的。经历过高考的孩子们，很多都会很压抑。”

在乡下调研时，王澍看到堂屋里的人或在做木匠、或在养蚕。“中国的传统空间设置，生活与生产混合在一起，这是让我最感动的。我现在对建筑最新的认识，最美丽的一定是有某种劳动可能发生的空间。”

采访前几天，系里的老师对王澍说，一年级新生的木工课开始了。孩子们扛着木料到工房去，就好像要去玩一样快乐，脸上特别开心。孩子们从来没有觉得学习这么有趣、这么自然。

“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学校不仅要让这些孩子重新思考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同时要让他们快乐。”王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