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核心智囊的经济危机“生涯”

经济危机中，决策部门和核心智囊在忙些什么、想些什么？记者从三个主要领域内各选择了一位核心学者，记录其行踪与思考

2008年6月17日，湖南双牌永江乡,村民身后是正在铺轨的铁路桥　图/CFP

“忙得昏天黑地。不是在讨论，就是在调研，要不就是在做讲座。”王元说。记者约了好几天，他不是在出差，就是从早到晚在开“脱不开身”的“重要会议”，主题无一例外是“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王元是科技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与他相似，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和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同样地忙。在记者约访的过程中，陈东琪正在珠三角出差调研，郑功成则忙着为参加人大常委会的发言做准备。三人虽然处于不同的领域，关注的主题却是指向一致：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危机。

三位学者接近核心决策层，其所在领域恰好分别对应了“保增长、调结构、促就业”这三个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事实上，自九、十月份以来，京城四处充溢着对于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应对措施的讨论，尤其是作为决策者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和作为主要智囊的各个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大多数都如王元们“忙得昏天黑地”。

陈东琪：有条件地乐观

外界有不少抱怨，认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一段时间，宏观调控部门未能准确把握形势，采取收缩政策，加剧了下半年以来经济形势的严重状况。

近日，甚至有媒体贴出照片证明，处于风尖浪口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一年白发”，从一年前的意气风发，到目前的形容憔悴。

不过作为发改委的核心宏观政策专家，陈东琪看起来依然与以前一样精力充沛，语气坚定。12月29日，记者在北京国宏大厦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陈东琪对中国宏观调控措施在2009年可能取得的效果看起来充满信心。

陈刚从山东和珠三角等地调研回来，发现地方企业对宏观形势很担忧，都想了解更多的情况，高度关注各种形势报告会。

对于2009年的形势，很多人很悲观。有的学者认为衰退期要三五年才能过去，乐观的认为两年就可以过去。

陈显然是乐观派，他认为2009年上半年会持续2008年的趋势，可能还要困难，但是2009年年中后会逐步遏止住下滑，下半年会好些。“如果形势好的话，是在第三季度止跌，不好的话，就要到四季度或是2010年。”他预估2008年的GDP增长会约在9.2%，而2009年约8%。

11月份感恩节时，陈东琪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很坏，产品价格大幅下降，老百姓忧虑很重，2009年全球应该是负增长。但他觉得不会出现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因为各国政府救市的政策是有力的。

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还会有较快增长。因为中国财政是增收的，国民储蓄高，有比较多的外汇储备，经济的恢复能力较强。

现在陈最担心是GDP下一个点要减少80万到100万的就业。他表示，明年的“保8”政策很大一块就是为了保就业。政府要积极引导就业，例如鼓励减薪不减员等。

他笑言，对国际经济大形势是“十分悲观”，而对国内经济是“有条件地乐观”。因为外需没办法左右，出口退税也很难抵销外需的大幅减少，而内需是可以按需要调控的。目前国内的消费还有动力，消费者有购买意愿，这就取决于政策对消费者的引导力度。与1998年相比，这次政府反衰退的措施力度很大，几乎所有措施都用上了，应该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陈东琪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把短期经济问题与长期发展问题结合起来，即目前采取的短期措施从长期来看，不要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升级，他认为目前大幅投入的基础设施、农村消费和保障性房地产建设这几块，都是满足这一条件的。

王元：低迷期往往可能产生重大科技变革

因为制定各项政策的需要，科技部门一直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

王元的印象是，2008年7月前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大不一样。7月他在上海参加会议时，感觉与会学者官员的看法还差不多，觉得美国次贷的危机释放得差不多了。

但是8月份，雷曼兄弟倒掉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又开始了新的“金融海啸”，“海啸这个词形容得很形象，一波一波的，事先很难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

9月他去珠三角调研，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以为不会影响那么剧烈。等到他10月中旬再去珠三角，看到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政府部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大不一样了。

近一两个月，科技部门一直忙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特别是提供自主创新方面的建议，希望能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来进行产业升级。一些重大产业项目，例如在几十个城市地推广清洁能源汽车和半导体照明项目，对于扩大内需有很大好处。还有十多个着眼长远的大项目，像大飞机、重型机床等，都是投资上百亿、有望带动关联投资上千亿的大项目。同时部里还在研究培育中国的战略性产业，从科技的角度为这些战略性产业定好基础。

但是这些投入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起作用。“从长期来讲，科技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短期内对科技不可能期望那么高。”

怎样培养人才，特别是重视培养青年成为科技领军人物，并趁国际经济危机的机会，从海外吸引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也是科技部门近来非常关心的课题。

除了这些配合中央政策的方面外，王元还在研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以及科技重大变革与经济危机的相关性等课题。从历史上看，经济低迷往往是可能产生重大技术变革的时期。

王元认为，产业升级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核心还是不能停留在模仿者的程度，要成为创新者，企业需要驱动力去追求不一样的地方，不论是从技术还是管理等方面。

郑功成：凝聚更大共识

就业和社会保障本来就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前面两位与所属部委关系密切的专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的郑功成，一个重要的参政平台是全国人大。12月22日，他刚听取完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所做的报告。他今年下半年来参加的8月、10月和12月的三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国际及国内宏观济经形势都是会议议论的重要主题之一。不久前，他还主持了“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纪念改革30周年”等一系列有关宏观经济的论坛，同时在《光明日报》、《中国人大》等媒体上发文章陈述观点。

他的核心看法是，当前的危机可以转化为机遇，应该趁此机会加大内需的投入和强化拉动消费的力度，这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在如何扩大内需方面，还存在分歧：是靠投资拉动，还是靠加强社会保障？

郑功成认为，目前各级政府有两个估计不足，一是对于劳动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估计不足。比如说，不担心农民工返乡，认为家里还有土地，事实上如果出现农民工大规模非自愿性返乡却是一种倒退，因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劳动者升级，应该对他们进行培训，要让已经进城了的，在城里和非农领域成为有素质的产业工人。

二是对于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来应对危机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认识不足。近几年来，对于社会保障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各级政府到社会各界，理念上已经接受了，但真正的投入还是偏少。

“社会保障不仅是民生的目标，也是促进发展的必要手段，只有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才有保障，中产阶级的消费才可能回升。现在是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他认为，应该趁扩大内需的机会，加快推进低保、医保与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与制度建设。

郑功成认为，目前我国劳动者基本上实现了“付劳获酬”，不再像前几年要总理去给农民工讨薪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更上一层楼，做到“劳有所值”。

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主要可分为薪水、福利和保险三大部分。郑功成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工资大幅上升不理性，但可以寄望社会保障水平的大幅提高来完善薪酬体系，在提高劳动所得的同时给劳动者以稳定的安全预期，“光参加一个社会保障，就是上涨了工资的40%~50%，这是一种理性的、力度很大的再分配形式”。

对于目前严峻的就业问题，郑功成认为应该将“保就业”作为保增长的核心，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保就业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将投入的四万亿与就业联系起来？目前尚缺乏这样具体的指标”。就他了解，“地方政府这段时间都到北京来要项目，但是很少有与就业指标联系在一起的。应当在扩张投入的同时明确就业岗位增长的约束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