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篷车”千里返乡路

大篷车队回到故乡时,故乡人因为他们蓬头垢面,“也差点没认出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将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

责任编辑:朱红军 实习生 卢丽涛

返乡一直是宗教与神话的重要母题。四川平昌县的六十多个民工在2008年末的寒冬,像希腊神话里的奥德修斯一样,在自己的梦想终止后(经济萧条而失业,无法再靠打工致富),他们骑由三轮摩托车改成的“大篷车”队,挈妇将雏,经广东、湖南、贵州、重庆……行程约六千余里,返回四川老家。

奥德修斯说,“当我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穿着别人的衣服,用着别人的名字。”而大篷车队回到故乡时,故乡人因为他们蓬头垢面,“也差点没认出来”。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将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

“大篷车”千里返乡路  图/向春

稍事休息后,“大篷车”队又重新上路了。 图/钱波

6000里返乡路,“大篷车”队就是以这样的队列行过。 图/钱波

失业

“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干嘛?”

决定回家,是在11月中旬。那天中午在三轮车码头上,秦江仁听老乡说,欠他工资的老板自杀了。晚上回家,秦江仁跟妻子商量,“有钱人都坚持不下去,我们还呆在这干嘛?”

秦江仁打工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被称作中国最大的电子垃圾集散地。在过去的近四年里,他和妻子李惠琼依赖分解、运输电子垃圾中的塑料赚了近3万块钱。

从9月20日开始,码头上就已经很少有生意。秦江仁是一名三轮车驾驶员。每天靠给各工厂拉塑料原料赚钱,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拉个五六车。而妻子李惠琼则每天用打火机点燃塑料闻气味,区分哪些塑料适合做凳子,哪些又适合做手机外壳或者瓶子、杯子。

10月初,码头上彻底没了生意,妻子也失业了。往日为了抢夺客户而争得面红耳赤的三轮车手,开始因为百无聊赖而变得和睦。

“看来没指望了。”收工的时候,秦江仁对同村的秦洪说。秦洪提议再等等看,“往年也有淡季旺季,也许最近碰上了淡季”。但是,“等等看”得花钱。全家三口一天吃饭至少得20块,连水都要花钱——早在十年前,贵屿就已经没有人敢喝地下水了,一桶100斤重的自来水要1.5元。

回到大约6平方米的出租房,秦江仁决定“裁员”,让儿子先回去,但遭到儿子毫不犹豫的拒绝。

儿子秦锡军初中辍学,是在贵屿成年的,土地以及故乡对于他没有任何吸引力,“我想在城里,我不会种地”。但最终没有熬过父亲。在多次讨要零花钱失败后,秦锡军改口讨了路费,带着女朋友——一个长着娃娃脸的河南女孩回四川平昌县元山镇八村了。

10月25日,平昌籍的二十多个三轮车手聚到一起,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很快形成了“回家”的一致意见,分歧在于来年还回不回贵屿。

如果年后不来了,意味着必须带走出租房里所有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煤气罐、锅碗瓢盆、被子、衣服、电视机、自行车,这些简单的家具总是有的。

“我开年不来了。”元山镇九村的浦清升说。他被老乡公认为“见多识广”,平昌籍的三轮车手和湖南或者贵州的发生纠纷,也都是他出面协调。他的判断以及决定,在老乡中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当然,最关键的是,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能再找到工作,大家都看在眼里。

一举三得的提议

“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家,所以故意压价。”

2005年2月,秦江仁初到贵屿时,做过一段时间的拆卸工,在一排人工做的烤炉上,将电器元件的电路板上的锡烤化,然后取下来,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三个月后,浦清升给他介绍了开三轮车的工作,到码头上拉货,要比干拆卸自由,赚得也多。

这辆后来驾驶六千里回家的三轮车,是秦江仁当年花了3000元在一家维修点买的组装货:挂着斑驳绿漆的车头,像砍下不久的树枝,没有时速表、油表,锈迹斑斑的三角架,锈迹斑斑的车厢,只有110马力的新发动机反射着诱人的银光。

平昌县的三轮车手们几乎都开着和秦江仁类似的组装车。没有牌照,但是便宜,正规厂家的三轮车得要1万多块。

10月25日的会议过后,女人们开始卖东西和买东西。卖的,是这几年在贵屿添置的家具;买的,则是返乡带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的衣物,男人们开始去排队购买车票,并联系下家,出售自己的三轮车。

浦清升和秦江仁找到了一个废品收购站。对方说,得按废铁的价格,一辆车就300块。

这显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价格。三轮车久久找不到下家,而卖家具的女人们也迟迟下不了狠心。从9月份民工返乡潮开始,就有当地人开着汽车,到民工居住区收购各种家具。一辆自行车10块钱,电视机15块,煤气灶6块。女人们觉得太便宜了,“他们知道我们要回家,所以故意压价”。

但返乡的大巴车票价在一路飙升,8月份的时候380元一张,后来卖到了400、450、500,并且很难买到。29日,最新的行情是涨到了520元。“干脆我们把三轮车骑回去。”12月14日,当记者问到这个提议最初是谁提出的时候,这些后来花了17天,骑了六千多里返乡的男人们,没有一个人承认是自己。

但这个提议在10月29日那天下午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至少看起来“一举三得”:家里最大的财产三轮车,可以骑回去;舍不得的家具、帮朋友带的东西可以拉上;车票也省下了。

当天下午,有19户参加了会议。会议选举浦清升当返乡摩托车队的队长。

有人提议车队叫“回乡团”并且头车要挂一面旗帜,但大家觉得绝大部分是黑车,“太招摇会给车队惹来麻烦”,否决了这个提议。

一个都不能少

从一开始大家就说过不能把任何一辆车丢在路上。

在浦清升他们的计划中,11月10日,是出发的日子。男人们喝着啤酒,决定用剩下的10天为这一路所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做准备。

“每辆车多准备了三个内胎,一套轴承。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在路上换的。”秦江仁说。最重要的环节,是给三轮车装上雨篷,因为女人小孩得一路坐在车里。

负责给18辆车安装雨篷的是维修点的一个学徒,平昌县灵山镇人,16岁,姓伍,所有人都叫他小弟。小弟的叔叔伍云国也失业了(他声称自己也是开三轮的,但后来的经历让所有人怀疑),听说有一大群老乡要骑着三轮车回家,赶紧赶过来问,能不能带上他们。

“我侄子会修车。你们车队里缺一个修车的吧?”伍云国很会谈判。车队自此拥有了一个专业的技师。

女人们则开始打包、装车,尽可能把行李平摆整齐,以保证最上层铺上被子,晚上可以安卧。车厢吱吱呀呀地叫唤,秦江仁根据车胎的下陷判断,五百多斤吧。

车队安排的导航员,是初中毕业的秦雄,29岁,头脑灵活,是车队中不多的能看懂地图的人。11月7日,他买了一本《中国地图》,在斑斓的色块中,找到了经广东、入湖南、越贵州、翻重庆回四川平昌县的道路。

万事俱备的当口,秦洪以及灵山镇的另外两户突然退出了,因为薪水仍然没有领到,他们决定再等等。

秦江仁的出租房,是出发当天早上退的。房租一个月100元,交到了年底,现在提前走了,房东也不会退。夫妻俩觉得心疼。房东转了一圈,拿着钥匙走了,往年春节回家,他还会说一声“明年再见”呢。

摩托车踩响之后,秦江仁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低矮的平房。前面有一块房顶是下陷的,几乎随时会砸下来。他突然意识到过去三年里,自己生活在一个十分危险的空间里。

11月10日8点过一些。秦江仁的摩托车来到了仙马村的菜市场前。这里是队伍约好的出发汇聚点。以前,李惠琼每个星期,都会来这里买菜。

附近菜市场的一些商贩,多是四川老乡,前来送行。有人送来水果,有人搬来纯净水。“老乡们都说我们了不起,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英雄。”

伍云国是最后到达出发点的。车开得很慢,并且总熄火,小弟坐在车厢里一直喊小心小心。“我发誓,伍云国他绝对没有开过三轮车。”秦雄说。有人担心伍云国这一路会拖累大家。但队长浦清升说,从一开始大家就说过不能把任何一辆车丢在路上,我们更不能还没上路就把伍云国丢下。

11月10日上午10点,车队出发了。浦清升打头,秦雄收尾。16辆车在道路拐弯处臃肿地扭曲。

 

第一次减员

他们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

如果车队中有人查黄历的话,他们会发现,这一天是一个适合出行、迁徙的好日子。没有风没有雨,阳光也不强烈,车况也很好。没有警察来盘问。

这曾经是车队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几乎都是黑车,大家曾担心,也许车队还没有离开贵屿,就已经全部被交警扣下了。

上路后他们发现自己多虑了。走到一些堵车的十字路口,交警甚至会优先让他们通过。

一路马达欢唱,每辆车的车距维持在三五米左右。出了贵屿城区,收尾车上秦雄的妻子突然喊,“有只狗跟着我们唉”。

狗是贵州人的狗。贵州人是捡破烂的,上个月就回老家了,狗留了下来,把三轮车手当成了新的主人。

车队以20公里的时速,沿着324国道——4年前,他们一家就是乘坐大巴走这条路抵达汕头的——一路向西,向平昌县蜿蜒。

秦江仁后来告诉记者,从贵屿出发后,他的心情就非常复杂,有返乡的欣喜,有失业的忐忑。他们为这个城市工作了近四年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城市再也不能养活他们。“我们是逃难的。”下午1点,在一个小餐馆吃饭时,因为价格发生了争执,秦江仁没好气地对老板说。有人从碗里刨了些吃剩的给卧在车队旁的黑狗。

没有人能猜到前面的六千多里有什么在等着他们。甚至大家不清楚故乡有什么在等着自己。

儿子秦锡军回家后,给秦江仁打过一个电话。家里没有米,是附近的邻居每家给了一点。家里的房子漏雨,三年来无人照看,儿子和女友只好挤在村里小学老师的宿舍里。

下午5点,车队快到陆丰时,伍云国的发动机烧了。队长浦清升决定就在陆丰过夜。

这是大篷车队六千里归途的第一个夜晚。车队停靠在一个加油站旁(后来,几乎每天晚上,车队都是在加油站过夜),“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夫妻两口出行的,尚能都挤在车上,如果还带着小孩,男人只能在公路上打地铺。

睡觉的时候有人发现,黑狗不见了。这是车队的第一次减员。

车祸与交警

“人家那个老板(丰田车主)是个好人,自始至终没有骂我们一句。”

依照计划,每天天黑则歇,天亮则行。因为除了领头车外,其他大篷车都没有大灯。但第一日,因为伍云国的发动机烧了,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伍云国后来吞吞吐吐地承认,他的确不太懂骑三轮,为了回家,应急以几乎白捡的低价买了一辆货三轮,并临时突击学习了一下驾驶。

后来六千多里的驾程证明,伍云国成为了车队最短的木板。几乎每天都因为他的车出现问题,耽误车队的行程。

但车队里惟一会修车的小弟,是伍云国的侄子,这是一个有趣的平衡。小弟善良、热心,他总是猴子一样出现在需要修理的三轮车前。车队进了湖南之后,差不多每过三四个小时就有车抛锚。小弟成了车队里最受欢迎的人。

仰仗自己的侄子,伍云国花了六百多元钱在陆丰淘到一个匹配的发动机,当晚8点,就把车修好了。

600块钱让伍云国心疼了一阵子。睡觉的时候他对小弟说,真该坐大巴回去。但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次日上午9点,车到惠州博罗。秦雄正要给领头的浦清升电话商量是不是该吃饭了,就看到他前面的伍云国歪歪扭扭地从车队里冲出去,刮到了一辆黑色的丰田,丰田的后车门上多了一条近半米刮痕。

交警很快就来了,问公了还是私了。伍云国还在犹豫,交警补充说,公了得关半个月。“私了私了。”伍云国赶紧回答。他在身上摸烟,什么都没有摸到。反而是丰田车主掏出了烟递给交警和伍云国。“人家那个老板(丰田车主)是个好人,自始至终没有骂我们一句。”秦雄说。

3个小时后,伍云国和丰田车谈妥,给人家赔了1500元后,车队重新上路了。

因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和运气,伍云国为这条返乡之路支付了四千多元,这是后话。

才走了半个多小时,打头的浦清升又看到路边一个交警示意车队停下。莫非是刚才忘了处罚伍云国驾驶黑车,现在要补上?浦清升赶紧堆着笑脸停下了车。

伍云国事后回忆,如果交警真的拦下罚款的话,他就耍横。才走了一天,2100元钱就没了,“你大不了把我三轮车没收了。”他远远看着浦清升跟交警交涉。

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车队成员时发现,每每谈到路上的情急之处,这些男子有一句共同的口头禅:“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你爱怎么罚就怎么罚吧。”

但仅仅过了一分多钟,浦清升就很兴奋地往后边喊,跟上跟上。车队又满腹狐疑地启动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交警其实是特意给他们带路的。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已经有好几支返乡“大篷车队”经过这里,但凡走错了路,交警便会开着警车把车队带回正确的道路上。

和车队分手的时候,交警甚至到路边的小店买了两件纯净水分给了大家。秦江仁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交警。”

队长出走

14辆车在队长和导航员之间选择了支持后者,实际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拜。

11月11日,是车队一路上最困难的一天。上午伍云国发生交通纠纷,下午又发生了队长浦清升出走事件。

在罗浮山一带的一个岔路口,导航员和队长产生了分歧。浦清升相信自己的经验,“我每年都要坐大巴走这一路。”但秦雄相信自己的地图,坚持队长这一次记错路了。

12月15日回忆此细节时,队长浦清升——这个年近四旬的男人甚至有些害羞。但当时他非常地强硬,“这一路有千千万万个岔路口,得有人说了算。要是谁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车队出不了广东就散了。”

他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结束这次争执,直接踩响了发动机,“相信我的跟我走”。

他轰了两下油门,可并没有其他的发动机回应他,后面静悄悄的。他的发动机扑腾扑腾的很孤独,“我当时觉得没面子,又觉得很委屈。”浦清升索性一个人往北走了。

秦江仁说,那天下午,另外14辆车主在队长和导航员之间选择了支持后者,实际是出于对知识的崇拜,“文化人方能看懂地图”。

失去了队长的大篷车队,没有走多远就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得等他,他肯定会回来。”车队里有人说。

果然,5点多的时候,秦雄的手机响了。浦清升在电话里问,你们在哪?

这一次折腾,耽误了大概3小时的路程。从12日开始,导航员秦雄成了车队的头车。“但大家仍然很听队长的话。啥时候出发,啥时候休息,在哪吃饭,在哪睡觉。都是他做主。”秦雄说。

 

被旅途绑架

每次一有人提起放弃时,总会有人说,已经吃了这么多苦,钱也已经花了这么多。

从气候上讲,大篷车队的返乡是一次季节之旅。从贵屿出发时,司机们只穿了单衣。

一路往北,背心、毛衣不断加上。16日、17日车队进入湖南境内的时候,碰上了雨天。司机们全身都湿透了。尽管有雨棚,但车厢里的女人和孩子们仍然得把自己包在泛着湿气的被子里。

所幸的是,一路上只遇上了这两个坏天气。但不幸的是,这两个糟糕的雨天恰好碰上了最糟糕的路段——雪峰山。雪峰山,因山顶长年积雪而得名,主峰苏宝顶,海拔1934米。

17日上午9点车队到了山脚下,在一个四川老乡开的餐馆里吃饭。老乡瞟一眼门口花花绿绿的大篷车笃定地说,“你们的车过不去”。

秦江仁沿着公路的走向,往山顶望了一眼,但雾把老乡所描述的陡峭包裹了起来。车队里没有人当回事。从广东往北,车队翻过一些陡峭的山。他们已经有了经验,有山就让女人们下车推。

开餐馆的老乡最后没有收他们钱,“你们要是过去了,就是给四川人扎起了(方言释意)。”

行至山腰,秦江仁的离合片坏了,车子不能制动。秦江仁开始下车拉,李惠琼在后面推。因为总是需要下车推车,李惠琼的鞋在过广州的时候就已经破了。

“山上很冷。”这是二十多天后秦江仁惟一能回忆到的当时的细节,“我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样的苦。”

看到其他车一辆辆超过自己,妻子说,要不把车扔了吧。秦江仁没回答。要不扔一些东西吧,妻子又说。最终从车厢里拉出水桶,随后两个碗,一个小铁锤也被翻了出来,还有弟弟在贵屿塞给的矿泉水,也被放到了路边。

“扔的这些东西其实不到10斤。但一下就觉得车变轻了。”秦江仁说。

在雪峰山上,秦江仁第一次感觉到“力竭”是如此真实。扔掉的那不到10斤东西尽管少,但恰好是他心理的体力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种“力竭”感一路上伴随着每一个人。后来这些车手们承认,几乎每天都有人打退堂鼓,嘟囔着把车扔了坐大巴回去。“也就说说而已,半路上放弃,这账怎么算。”秦江仁说。

他们已经被旅程所绑架。这种绑架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每次一有人提起放弃时,总会有人说,已经吃了这么多苦,钱也已经花了这么多。——离家越近,他们被回乡之路绑架得越紧。

下山已经是晚上7点。秦江仁下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后面的秦洪他们电话,千万不要走东线。

秦洪的工资是16日领到的。11月18日,他们重新组织了另一个大篷车队,14辆车。因为秦江仁的提醒,第二个大篷车队没有从广州北上,而是一路往西入桂,以求走西线绕过雪峰山,“谁知道碰到了蒙山,吃的苦更多。”秦洪说。

蒙山让第二个车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山时,一辆三轮车冲进山沟里。车子全毁了,车上的一家四口受伤,被车队送到医院,所幸伤都不重。

而浦清升、秦江仁他们第一支大篷车队,损失的第一辆车,出现在19日中午11点。

第一次交费

碰到收费站,队长浦清升就会冲着小屋子里的人喊:我们是逃难的。

就像奥德修斯把他多个水手的性命留在了返乡途中一样,大篷车队也把王磊德的三轮车留在了返乡途中。走到湖南怀化的时候,王磊德车的活塞烧了。

“当时老婆就坐在地上哭。我说没事,去修一下就行了。老婆说还修它干嘛,于是便找了废品收购站把三轮车卖了。”王磊德说。

王磊德的三轮车,是秦江仁给拖到废品收购站去的。一块钱一斤,卖了298块钱。一些锅碗瓢盆的,老板不收,就全扔了。下午1点,大家吃了一顿饭,把王磊德一家送上去达州的火车。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农民的返乡之路,其实他们留在外面世界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一辆三轮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秦江仁的家乡八村共有7人因工伤而留下残疾,两人留下职业病,一人死亡。

“我们这一路是宣传队啊。”秦江仁说,“一路只要碰到有人问汕头现在好找工作不,我们就说,没看我们都逃难啦。”

“逃难”是大篷车队常用的一个词。这个词帮他们一路省了不少过路费。碰到收费站,队长浦清升就会冲着小屋子里的人喊:我们是逃难的。

“一路上还是好人多。”秦江仁说。他认为他们一路碰到的最好的人,是重庆一个收费站的妇女。

这个桥段发生在11月21日,大篷车队进入重庆境内之后。某个收费站坚持要收每辆车2元的过路费。收费站是一男一女跟大篷车队交涉。僵持了半个小时,车队一路过关斩将的“逃难”口号在这里失去了作用。

双方僵持的时候,收费站的那个女工作人员,走出小屋子,到车队了转了一圈。秦江仁看到她红着眼睛回来了。“我们半个多月没有洗澡了,车里的女人们脸上都是黑黢黢的。估计收费站这个女的看到了。”秦江仁猜测。

女的对浦清升说,你们过吧。横杆抬起来了,但男的仍然说不行。

女的又对浦清升说,你拿15块钱给我,还有15块钱我给你们出。浦清升同意了,女的从兜里掏了15块钱,接过浦交给她的15元,递给男的,然后再次摁下电钮,抬起了横杆。大篷车队鱼贯而过。这是大篷车队在六千多里的返乡途中,第一次交过路费。

收尾的浦升清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帮车队垫过路费的女人:“记得她30岁出头的样子,圆脸,长发,个子不高。在小屋子里望着我们笑。”

陌生的家

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一心想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

11月22日到达重庆市区后,伍云国的车最后一次坏了。这一次因为配件的欠缺车队耽误了整整三天。浦清升竭力维持着队伍最后的团结。

无聊的时候,男人们也曾去重庆市区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活干,但是连棒棒们都说,生意很冷清了。

25日,车队正式解散。车队里剩余的15辆车,三三两两地走了。过去的三天,剩余的15辆坚持了自己“不丢下一辆车的”承诺,在马路边露宿了三天,等待小弟修好伍云国的车。

以前他们也曾等待过。但是家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么近过。

11月27日9点。秦江仁和秦雄走到了平昌县县城的大桥头。桥头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欢迎家乡打工的亲人回家。

秦江仁的邻居、村里代课的教师贾德生说,“第一眼看到他,我还以为是外地到我们这里来逃难的。”

这一路,秦江仁花了1700块钱,很亏。并且,三轮车刚回到家里就坏了。但来不及怨艾,他必须像奥德修斯一样,重新打理并恢复到自己远游之前的生活。

12月初,秦江仁找到贾德生,想提前收回自己租给后者的一亩多地,否则明年一家人将没有吃的。

麻烦的是儿子。秦锡军声称自己明2009年无论如何也要出去打工。但是去哪里呢?秦江仁也不知道。他的镢头吭哧吭哧的,要把家门口原本作为晒谷场的十几平方米开垦成菜园子。

网络编辑:老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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