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公益观察丨反家暴的背后：并非选择离开与否，而是需要重建生活

孩子无助地哭了。

当父亲的拳头狂风暴雨般落在自己妈妈的身上时，很难想象到彼时孩子的感受。“我每次看到视频那个在哭的孩子时，我心里满是无助、痛恨”，何小小每每谈及年初发生的“陕西某高管在女儿面前暴打妻子”一事，都咬牙切齿。

她曾经也是家暴中无辜的孩子，如今成长为反家暴项目的志愿者。

在何小小的社交账号上，一连串问题置顶在上面：家暴发生的根源是什么？家暴环境会对一个孩子产生何种伤害？所谓“家事”就能“草草了事”？谁能够帮助这些“家暴受害者”逃离？

今年两会，一系列提案、议案聚焦家庭暴力议题，关注那些在家庭环境中处于弱势的人们。

问题：家庭暴力与“隐蔽”环境

“我特别害怕，我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呼叫求救，那个时候就是想有一个人看到也好”，当网络博主宇芽通过自媒体账号曝光自己遭遇家暴的痛苦经历时，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针对家暴轰轰烈烈的舆论风暴。

“你去告我，你也告不赢，”视频中的宇芽在谈及前男友家暴后的态度时，绝望而愤怒，但这样的困境并不是只困住了宇芽一人。

“今年我们将重点关注在家暴中受到伤害的妇女儿童，并且希望能够跟国内反家暴救援的专业机构合作，共同加强救助并增加庇护工作。”长期以来关注弱势群体生命健康与生存发展权利的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天使妈妈基金会”）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样阐释他们的工作，“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我们的合伙伙伴以及爱心企业后，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响应，愿意提供支持与帮助。”

早在2014年两会期间，天使妈妈基金会就推动提交过关于妇女儿童保护的提案。同年《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

“长期以来，反家暴在实际处置中仍存在诸多难点。”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在2021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将困难总结为三点：一是家暴行为隐秘性高；二是家暴的发生猝不及防，难以取证；三是家暴的认定标准缺乏明确界定，难以引起诉讼程序。

彼次采访中方燕也回答了一些关于“反家暴庇护中心”的问题，认为“因为立法上没有关于庇护救助中心的主管责任机关”，没有设置使用的具体申请条件、具体申请程序，以及不履行职责的法律后果，“所以才会出现高需求低使用率的现象”。

“在反家暴的全流程中，庇护环节最为薄弱。”万飞在谈及庇护体系对被家暴的受害者所扮演的角色时说到，“资源有限，如果社会资源无法与其匹配的话，受害者就始终生活在痛苦之中。”

这就意味着反家暴不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资助与保护，更多的支持需要向内延伸。

据天使妈妈基金会消息，安庭将会提交《健全涉拐卖、家暴、虐待等受伤害群体救助庇护体系》提案。

他在提案中将健全庇护体系的原因和必要性总结为以下几点：我国内地当前鲜有运营的庇护所、运营中的庇护所入住率低、求助者不愿意到庇护所寻求帮助、有救助者的地方没有反家暴庇护所以及求助者诉求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不知道、不愿意、做不到成为横在社会救助与家暴受害者之间最天然的屏障。

接受援助对受害者而言也是一种心理压力，安庭在提案中指明，很多受害者长期遭受精神压迫，很难突破心理障碍寻求帮助，且受困于没有独立的经济、生活能力，为了继续依靠施暴者提供支持，受害者很难从施暴家庭中走出。

加之很多庇护所位置比较隐蔽，远离受害者熟悉的地方和人，虽然环境较好但存在交通不便的问题。且当前国内的部分庇护所功能杂糅，属于收容所、救助站的结合体，可能会面对与流浪、乞讨和精神失常人士混杂的情况，而限制出站、封闭铁门等管理要求也会让受害者很难信任庇护所的安全性。

事实上，提供物质帮助只是杯水车薪，在谈及满足求助者诉求时，安庭在提案中指出，“受害者在遭受家暴后，不仅需要一个庇护所作为落脚点，更需要在里面获得其他服务，使受害者有能力能够脱离家暴环境。”

在万飞投身于反家暴事业的这些年，对受害者被家暴后的绝望与恐惧感同身受，“受暴之后的受害人往往非常急需一个安全的容身之地，他们所遭受的心理恐惧是无法想象的。”

医疗支持、生活保障、特殊照顾、心理疏导、法律援助、职业培训，还有成因极其复杂的生存困境，“当受害者还有孩子、老人等需要照顾时，受害者很难将全部精力用来解决家暴及后续的生存问题”，安庭在提案中点出了问题所在，而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做。

对策：回归社会与政策加持

反家暴最终目的是让受害者在没有暴力的环境下生活，并非只是单单离开家暴的环境，而如何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这一点可以从安庭的提案中看到路径。

安庭系统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健全涉拐卖、家暴、虐待等受伤害群体救助庇护体系需要由民政牵头、妇联、公安等部门配合，并积极倡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设专门经费和部门，提供场所进行救助和庇护。“以庇护所作为救助环节中的介质，利用庇护所为求助者提供医疗、心理、法律、生活、就业等方向的救助，让他们真正有能力脱离家暴家庭。”

民政部门首当其冲地需要承担其领军作用，加强针对性倡导，将宣传落地到乡镇村社区，让施暴者感受压力，让受害者获取求助方式，在学校开展反暴教育，进行前置引导，借助网络媒体，设定家暴关键词，制作预警方案。

除此之外也需要根据危险级别进行分级救助工作，并且为给庇护所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给与补助支持。“使庇护所能够承担起解救受害者，使其有能力回归社会的重担。”

妇联部门和公安部门作为行动的主体也应起到协同助力效用，为此安庭提出几点建议：妇联部门应制定庇护所全服务体系工作准则，有节奏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有政府背书的反家暴庇护小家；充分考虑安全性，装修设计上尽量友好，兼顾功能性、去救助站化等；而公安部门则应积极为属于家暴情形并需要出具人身限制令或家暴告诫书的受害者提供上述文件等。

在提案的最后，安庭点出，社会组织需要划分管理、建设庇护所，形成全国反家暴联合网络，在救助者寻求帮助时，可以进行精准化转介。与此同时，建立个案档案，针对其情况制定救助方案，跟进后续救助状态也至关重要。政府理应给予专项资助支持，与律师协会、心理协会、职业培训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为个案提供一对一救助服务，并且定期举行专业培训。

这就意味着，反家暴的背后，不是受害者选择离开家或者不离开，而是需要一个重建自己生活的机会。

除安庭外，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彭静也准备了《关于加强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助力妇女权益保护的建议》。

彭静委员呼吁建立公益诉讼协作机制，通过建立线索移送、案件信息共享、联合调查等机制形成妇女权益保护合力。最高检应以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契机，加强与最高法、全国妇联的沟通联系，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能，积极探索妇女权益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助力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还应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等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制度规定，及时、准确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监督意见，构建覆盖婚姻家庭、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系统保护的工作格局。

建议的提出意味着更多关注，而关注的背后也是政策不断完善所赋予社会的底气。

2022年2月22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黄赌毒和侵害农村妇女儿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和危机干预，构建一站式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2022年3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发展社会工作，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介绍称，根据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将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