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快照：现象与洞察

新冠疫情暴发近三年，社会变化之大，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最明显的大概是，数字技术向生产和生活各领域加速渗透，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再看我们的生活，出行已经离不开健康码、行程码，支付已经离不开支付码。两年多的时间不长，却给数字社会的成长带来难得的机遇，数字生活的许多细节和微粒被不经意地推到了眼前。

经验世界总是繁杂的，《有数》则以结构化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数字生活多维度、多场景、多时空的快照。每个人或许都能从快照中找到自己的影像，或自己曾经、正在目睹的数字社会现象。在《有数》里，有硬生生把无人知晓的二维码拓展到34个地市、18个行业、8000多家门店的小镇青年；有曾在工厂打工，却不放弃自己的梦想，转身成为野生码农的年轻人；也有在挣扎中不断调整孩子与数字产品间距离的妈妈。只要愿意，这样的亲切感足以让书中的每一个故事对我们产生启发。

当这样一本记录大江南北普通人与数字技术故事的书放在你的面前时，一定会让你想起，曾几何时，数字技术还是社会精英的专有产品。在十几亿人的中国，只有不到二百人拥有电子邮件账号，还需要拨号接入美国西海岸的专用服务器，才能使用电子邮件。而那个时候，一个家庭需要攒很久的钱才能安装一部有线电话。现在，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72岁的陈大爷都会用手机网购他心爱的钓鱼竿，更不用说每天睁开眼就攥着手机的年轻人。数字技术和产品在无形中潜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塑造着数字时代的下沉世界。

书中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展示了迄今为止数字时代带给我们的惊喜与担忧。从长远来看，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数字社会也需要同步发展，而关键在于个体的与组织的数字素养提升。让老年人能分辨互联网信息的价值，让企业为不同消费者提供适宜的数字产品等等，几乎每一项都涉及到数字社会发展的两面，一面是数字规制和治理，另一面则是数字素养的提升。而后者是更长久、更健康的。

之所以将数字素养的提升看作根本性的工作，因为通过《有数》的调研，我们发现了参与数字生活的多种形态。将一幅幅岩彩画绘入数字产品的画家，围绕长城、故宫、山海经的风景开发数字产品的创意青年，深入田间追求农业智慧生产的农学博士，人到中年才实现追星梦的妈妈粉，被疫情圈在家里的网课留学生，他们的数字生活各有一番酸甜苦辣。《有数》记录的不仅是人们如何与数字技术相遇的现实，还有经历数字中国转型期的人生况味，唯有不断学习、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才会实现社会层次的红利普惠。

从生物性到社会性，每个人都不相同，巨大的异质性潜藏着巨大的市场。可是，如何把潜在的市场变成存在的市场，才是获得红利的关键。在传统场景里，如村寨和牧场，个体的特殊性没有市场需求，也就无法变现。《有数》为我们思考破局之道提供了参考，数字技术从连接外界开始，一边突破局部市场、一边聚合零星分散的需求，打造一个统一的市场平台，每个人的特殊性都有可能在平台上的垂直领域实现变现。书中讲述的县城里直播的小妹大嫂，在广州做单车游的布拉姆，在伦敦做中餐的扶霞，在剑川做民族音乐的段保杰等案例都成功地将自己拥有的特殊创造转化为数字产品，在数字市场转化为数字红利。当然，这只是数字红利的一部分，更大的数字红利则是靠数字创新产生的。在《有数》里，读者们可以看到企业主如何下定决心推动数字化转型，在商业竞争里中流击水的精彩故事。

翻完《有数》，当一个个场景在脑海里闪过，我意识到，这些纪实的文字越是细腻平常，越呼应了书章的根本立足点：科技向善。向善，除了赋能提高，还应扶持关怀。与90后、00后等数字原住民的如鱼得水不同，成长在工业时代的老年人成为了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最直接的表现是，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更不用说和健康码、支付码绑定的各项社会事务。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没有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与不会使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走入另一个极端的沉迷于在线视频的老年人，由于缺失多媒体信息辨别能力，许多老人把大量原本用于与家人共处的时间花在了滑动短视频的声色感受中。《有数》提供了一个让人沉思的解释，不少老年人集体走进了一个由算法推荐营造的世界，十几秒的拿捏，填满了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缝隙。

如果把老年人对数字产品的依赖看作自主选择的后果，那么，《有数》涉及的另一个群体——处于生理和心理成长期的青少年，他们沉迷于虚拟世界，则是社会需要承担的责任。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可能都存在与《有数》相似的场景：又生下一对龙凤胎的芳子在坐月子时期，就看着6岁的大女儿整天抱着手机玩。随着龙凤胎的长大，手机也成为了他们的玩具。疲于照顾三个小孩的芳子已经没有更多精力管理孩子的手机沉迷。参照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数字产品的无脑化供给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带来的影响甚至是终身的。可以想见，不少父母与手机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斗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对于个体来说，给年迈的父母讲讲数字世界的趣闻，用把客户当作自己孩子的心态来做产品，把良心写进儿童算法推荐中，都是可知可做的努力。当然，仅有个体或个别组织的努力是不够的，树立科技向善的公司理念、运用公共政策促进数字公平则是提升数字素养的重要内容。这种积极有为的精神贯穿在《有数》的字里行间，无论是借数字东风改变人生的年轻人，还是吃力地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境遇的不同却映照了态度的相通，相信科技，相信未来。

一个科技向善、数字为善的社会不是由抱怨建设起来的，而是在数字鸿沟等困难中增大数字红利、提升数字公平中建设起来的。这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时代，每一个快照都有被珍视的历史价值，期待《有数》继续这样的工作。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