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是谁？

 “春晚”打工子弟诗朗诵《心里话》的作者署名是“集体创作”，然而北京智泉学校校长秦继杰认为作者是自己。为什么他曾“同意本次晚会不予署名”？为什么现在他又后悔了？他该不该署名？

　　正月十五过后，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智泉学校平地起波澜，这场波澜起自“春晚”。
    诗朗诵《心里话》在今年“春晚”上亮相，并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春晚”节目三等奖。这首诗最早是智泉的小学生读出去的，并且是他们的校长创作的初稿。但“春晚”压根就没提智泉和校长秦继杰的名字。
    智泉学校在京北昌平区的一条巷子里，巷口摊着生活垃圾。低矮而簇新、被漆成蓝白二色的校舍让人想起建筑工地的工棚。看似简陋的“智泉”其实是一所大学校——占地２０亩，涵盖幼儿园到高中，拥有１２００名在校生和两部校车。
    刚下过春雪，操场上一片泥泞。食堂刷着墨汁的山墙上写着今日菜谱。一个脸蛋红扑扑、长着“萝卜丝（皮肤皲裂）”的小男孩跑来，用一口河南话向秦继杰汇报：食堂给的菜太少，我得吃这个才饱。他一边说一边晃着一包干脆面。北京正闹“倒春寒”，寒假停暖把智泉暖气冻坏了，开学前一天抢修到凌晨５点，没修好。
    教室里孩子们的脸冻得红扑扑的，窗外，远处是天通苑高大的塔楼。

２００４年，为配合北京电视台编导张小南的节目，春继杰（中穿西装者）创作了诗歌《我是谁》

最初题为《我是谁》
    ２００４年４月，北京电视台《真情北京》栏目想以打工子弟为主角做一期“六一”特别节目。编导张小南找到智泉学校，想看看学生的作文，并判断能不能从中诞生一个学生原创的节目。秦继杰把这当作头等大事，甚至专门召开了校委会，发动老师学生一起搞创作，他自己则写了一首名为《我是谁》的诗。据秦继杰说，他写这首诗只花了１０分钟，因为他写的是自己的生活：
    “要问我是谁 ／ 过去我总羞于回答 ／ 因为我怕 ／ 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１９９９年之前，秦继杰在河南固始县蒋集镇一中教语文。他的学生里很多“留守少年”。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敏感、好强，有些孩子因缺乏关爱和管理而走了弯路。
    身为教师的秦继杰想，如果能办一所学校，把这些孩子都归整到一块，好好对待他们，肯定比眼下有出息。可办一所学校，对每个月收入千八百块钱的中学二级老师来说基本上是天方夜谭。于是他把目标调整为“学点技术，挣点钱”。１９９９年，爱好摄影的秦继杰背着一架海鸥单反相机来到北京，在一家影楼里当上了摄影师。
    影楼的差事不顺心，顾客多为年轻姑娘，秦继杰的工作就是指点她们摆各种姿势。想到来京的初衷，秦继杰没干几天就“受不了了”。
    初到北京，秦继杰寄居在舅舅和弟弟的出租房里。舅舅和弟弟在通州收破烂。经常有人在他们的住所周围散发招生小广告，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有招的。舅舅和弟弟就说，你是老师，人家收破烂的能办学，你怎么不能办？
    就这样，来北京的第４０天，秦继杰辞去了影楼的工作，顺着招生小广告提供的线索，开始了“办学考察”。他见到的第一所“学校”在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还有几户收破烂的，至今他还记得那所学校的“教室里昏黄的白炽灯泡”。
    ２０００年，秦继杰在北京朝阳区洼里乡创办了第一个打工子弟学校，那所学校的条件跟他１９９９年在通州看到的小学校差不多，设施简陋，只有２３名学生。秦继杰给自己办的学校取名“智泉”——智慧的源泉，因为叫“育才”、“振华”的民工子弟学校太多了。
    他散发的招生小广告引来了一位中学同学。这位同学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念了。他看到秦继杰的广告后就找上门来，兴奋地告诉他：“现在咱俩是同行了，我在北京办学办了好几年了。”
    秦继杰是师范科班出身的中学二级教师，“智泉”迅速从“育才”和“振华”中脱颖而出。那时，洼里乡最大的民办小学有二百多名学生，而“智泉”办到第三学期，学生数量已经突破３００人。
    等学生超过５３０人时，洼里的校舍盛不下了，学校迁到远郊昌平区中滩。中滩的校园，两排教室之间垒个乒乓球台都嫌拥挤。学生数量超过７６０人时，学校又迁到了天通北苑以北的东三旗村，那里是北京最北端的城乡接合部。
    接到北京电视台编导张小南的“命题作文”后，“垃圾场里的小学校、昏黄的白炽灯，全都浮现在我眼前。”秦继杰说。“我是谁？”三个字蹦到稿纸上。
    “我们很多学生从懂事起就跟爸妈在北京，有些是在北京出生的，可能从来就没回过老家。可到了上学的年龄，想去公立学校上学，人家不收，要收就得交一大笔钱。我想这时候他们可能会问自己：我是谁啊？我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秦继杰还想到了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在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秦继杰估摸，“智泉”的孩子大部分会在北京呆到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将是这个城市每一个人的荣幸，不管他住在高大的楼房里还是住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而“智泉”的孩子更有理由骄傲，他们很多人的父母是奥运会的直接建设者。

润色为《心里的话》
    ２００４年，北京电视台的编导张小南找到秦继杰时，“智泉”还在中滩校园。一进校门就看见远处高大的塔楼，在摄像机的镜头里，极易把那些塔楼当成校园的一部分，只有镜头摇得足够近、足够低，才会发现那些与视线齐平的校舍。
    张小南的到来，对于智泉的１２００名学生和七十多位老师来说是件大事。校长的诗写好之后，老师带着学生趁“五一”放假排练。
    节后，张小南来学校看节目。在低矮的教室里，一个１０岁左右的小姑娘领诵，二十几个孩子配合她，朗诵了校长写的诗。到现在，张小南还记得小姑娘的弯眉毛、尖下颏和略带颤抖的嗓音。
    张小南说，自己当时有些失态。孩子们朗诵完毕，他半天说不上话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尽管表演唱、诗朗诵是在电视台做文艺编导的他最司空见惯的东西。
    愣了半晌，张小南要来了秦继杰的原稿。回到电视台之后，他和另外一位编导一致认为，这样的东西，他们无力修改，因为极度朴实的语言背后是最真实的情感，有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作为铺垫；文人再怎么善于想象，也不可能从头去体味十几年的生活。最后栏目组决定，只对全诗局部拖沓处做语句上的调整，同时把《我是谁》改成了《心里的话》：“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 一路都不说话 ／ 埋头蹬着板车 ／ 裤腿沾满泥巴……”
    ５月中旬，智泉的孩子和另外十几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被带到行知实验学校筛选节目。在行知学校，《心里的话》迅速流传开去。临近“六一”时，张小南打来电话，要秦继杰３天之后带着学生到电视台录节目，朗诵修改后的版本。秦继杰赶紧从小学部挑出５０个孩子，让他们连夜把诗背熟，第二天早晨检查。３３个孩子被选中。
    录节目时，领诵的小女孩高瑜因为连夜背诵，嗓子有些沙哑，这倒成了意外的亮点，当孩子们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 ／ 放不下一个鞍马／ 我们的教室很暗 ／ 灯光只有几瓦”，录制现场的妇联干部、报社记者、大学教授纷纷擦起眼泪。
    到了２００５年，张小南陆续听说云南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地方台的节目中，出现当地打工子弟学校表演诗朗诵《心里的话》。这首诗在打工子弟学校迅速流传，简直成了在城市求学的打工子弟的“代言诗”。
    那时，张小南向秦继杰预言：这首诗能上“春晚”。

 《心里话》上了“春晚”
    ２００７年，张小南的预言成为现实。他的同行朱海把《心里的话》搬上“春晚”。
    朱海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２００７年央视“春晚”的副总导演。从２００６年，朱海陆续在央视的几套节目中看到《心里的话》这首诗，有时候朗诵者是海淀行知实验学校的学生，有时候是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对创作者没有特别的说明。朱海由此得到一个印象，这枚在各个场合屡试不爽的“催泪弹”是在小圈子广为流传的一首“民间集体创作”。
    ２００６年年底，在自己策划的ＣＣＴＶ８元旦特别节目“电视剧群英汇”中，朱海把《心里的话》带到影视明星跟前。效果出奇好，“上一个节目特别欢快搞笑。到了这个节目，在场的大腕，别管他演过元帅、演过将军，得过什么大奖，都掉了眼泪。”
    那时候，朱海已经起了把《心里的话》搬上“春晚”的心思，“群英汇”其实是他设计的一次练兵。“春晚”是直播，其他晚会是录播，还有修改的机会。孩子们在‘群英汇’上的表现说明他们没问题。”
    当时他对诗的作者是谁没太留意。印象中，他看到的几次《心里的话》在电视上露面，都没有着意介绍作者。而２００４年教师节前后，《新京报》头版刊登过这首诗，写的是打工子弟学校师生集体创作。朱海再去问行知学校的老师，他们也说这诗是集体创作的。加之，行知学校的校长易本耀是北京流动人口教育的先行者，行知学校在全国都很有名，该校学生还给温家宝总理系过红领巾，朱海就决定由行知学校学生朗诵这首诗。
    为了适应“春晚”的语境，《心里的话》做了调整，主创人员添加了拜年内容和后来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题目改成《心里话》。朱海认为，这句后加进去的诗，就是《心里话》一诗属于集体创作的一个例子。
    “春晚”排练进入倒计时，立春这天，秦继杰接到张小南的电话，说《心里的话》进入“春晚”彩排了。
    秦继杰打开电脑，果然从网上看到了相关新闻。在“春晚”前期的宣传中，《心里的话》甚至被作为“动情点”之一。秦继杰还下载到一段彩排视频，正巧有那句“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
    这句不是原诗里的话让秦继杰觉得很生硬。秦继杰左思右想用什么方式能跟“春晚”剧组联系上，后来想到“春晚”归央视管，央视归广电总局管，于是就给广电总局信访办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心里的话》的原作者，希望“春晚”能把诗作者核实清楚。
    出乎秦继杰的意料，四五天内，“春晚”剧组就通过北京海淀行知实验学校的校长易本耀打来电话。易本耀在电话中说，电视台会尊重秦继杰的著作权，要他顾全大局。
    “我当然要顾全大局，这还用说？打工子弟不容易，别管谁演，别管是谁写的，只要能上‘春晚’就是好事。”秦继杰心想；可另一方面，他又心有不甘，这两年他陆续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心里的话》被使用，名义上都是“集体创作”，“春晚”也许是让人知道自己是这首诗的作者的最好机会。
    腊月二十七，“春晚”第五次彩排之前，朱海把秦继杰请到电视台，说现在更正署名有点来不及了，他指着正在排练《心里的话》的行知学校的学生，开玩笑似的对秦继杰说：如果你现在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节目因为这上不了，最伤心失望的是这些孩子。
    据朱海说，更改署名要层层上报，可节目还有３天就要直播了，其间中央领导还要来台里审查节目，确实来不及了。
    然而朱海向秦继杰承诺，央视一定会尊重他的著作权，并表示双方可以签一份《晚会作品许可合同》。这是央视与“春晚”节目创作者签署的通用合同，只是“甲方（央视）将通过现场节目主持、串联或电视字幕等通行的合理方式体现乙方的著作权”一条被划掉，秦继杰在旁边写上“本人同意本次晚会不予署名”。按照这份协议，秦继杰将获得１０５０元人民币稿酬。乙方秦继杰在合同上原原本本地写下了姓名、住所地、邮编、电话、身份证号码。甲方中央电视台只留下邮编和“海淀区复兴路１１号”的地址。
    朱海说，签协议前后，他曾反复征求秦继杰的意见，而秦继杰表示自己很满意。
    当时秦继杰确实很满意，他没有想到央视能这么迅速积极地处理他的“上访”，而且朱海还说，节后可以帮他联系记者，把他才是《心里话》的作者这件事宣传出去。

谁比父母了？
    正月十三这天，秦继杰收到了他和央视签的合同和他的稿酬。此时，曾经“很满意”地签了合同的他开始有点怅然若失了。
    正月十五晚上的元宵节晚会，秦继杰看到《心里话》得了三等奖。他想，如果他们能把我这个作者请去，说不定我能告诉他们关于这首诗更多的事情。
    秦继杰后悔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上“春晚”毕竟不是小事。咱还觉得挺荣耀的……”这荣耀缺了一块，但合同是自愿签的，秦继杰的失落也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
    除了署名之外，《心里话》中的“别人跟我比父母，我跟别人比明天”也让秦继杰耿耿于怀，他最初的诗作中没有这层含义：“孩子们都是很有自尊的。他们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父母跟别人不同，不想因此觉得低下。而且话说回来，让他们去跟城里的孩子比明天，怎么比呢？”
    北京电视台编导张小南也觉得那句话属于画蛇添足，是城里人自己的想法。事实上，“人家的孩子特别朴实，没有想现在我不如你，等我长大了我骑你脖子上。人家要求的是平等的、我和你在一起的权利。原诗说的是大家都是‘祖国的花，中国的娃’，‘都生活在首都的蓝天下’是我们（指北京电视台）给加上去的，就已经比原来的意思弱了很多了。”
    年三十晚上，张小南一直记得的小姑娘高瑜——《心里的话》的第一个领诵者，和她的妈妈从东北给智泉的老师打电话，说她们在电视上看到《心里话》了。小姑娘已在半年前转学回了老家。学校老师复述不出来母女俩当时说了什么特别的话，她们只是简单地表达她们“看到了”，好像要跟知情的人分享一个突如其来而又带些遗憾的甜蜜。
    新学期开始之后，被作曲家颂今谱了曲的《心里的话》成为每天中午智泉学校的高音喇叭必放的曲目。颂今在词作者处署了秦继杰的名字。
    智泉学校网页的“校长介绍”一栏，关于秦继杰个人信息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更大的篇幅留给了秦继杰的两首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诗，一首是《我是谁》，写孩子；一首是《心愿》，写老师：“要问我会送什么给你做纪念／ 一身粉笔末，右手执教鞭 ／ 身后是刷了墨汁的三合板 ／ 这是我最得意的照片……”
    接受采访时，秦继杰话语从容流畅，河南乡音不时从几近标准的普通话中蹦出来。记者说：“无论如何，‘春晚’到底还是给你、给智泉带来些好处。”４１岁的秦继杰只是笑了笑，不予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