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发言人是发言人,王旭明是王旭明
◆回应“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8月2日A3时政版)

    王旭明特别欣赏萨哈夫,我也是。2003年在巴格达的一个星期里,几乎天天要和萨哈夫打交道,虽然他满口谎言,但是对于一个政府发言人来说,他是尽忠职守的,而且心理素质极高。对比一下克林顿时代的白宫发言人,在处理莱温斯基丑闻时,他没有办法先过自己这一关,最后辞职不干了。做政府发言人很难,除了要解释政策,还要坚守政府的立场,即使这种立场是错误的。这是一份工作。中国的媒体和民众往往不能把一个人的职责和为人分开来看。因此,王旭明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教育政策本身就具有争议性嘛。
    媒体要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政府部门的利益。如果媒体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监督政府部门的运作,没有可以被责备的地方。至于媒体有时断章取义,这就是媒体的专业水平的问题,政府部门不必放在心上,或可看成锻炼自己进行危机处理的机会也好。(香港  闾丘露薇)

制度造就的家贼,小民咋防得住
◆回应“看好钱包, 不要让‘管家’ 的手伸进去”(8月2日 C19民生版)

    银行代扣业务出错屡见不鲜,奇怪的是常见多收钱,鲜见少收钱。报道中,陈北元律师认为代扣问题的核心在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同意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事实上,“霸王”条款和服务陷阱、价格欺诈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依然存在某些严重的行业垄断,或者即使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由于缺乏严格的企业监督机制和行业服务规范,服务商能够单方制定服务合同,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只有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让人们有权选择更称职的管家,管家们的服务意识才能凸显;俗话说“家贼难防”,靠每个公民看好自己的钱包治不了本。 (广州  米格)

从没有过,哪轮得到放弃
◆回应“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8月2日E30自由谈)
    我不赞同作者将中国古代乡村依托宗族的治理方式也划入自治的范畴。按照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表述,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以及介乎其中的教化权力三者皆有。这种被费先生描述为“长老统治”的治理方式,很难被称为自我治理。面对当下中国存在的“劣质选举”,其原因可能并不是民主自治不适合中国,包括中国乡村社会,而更可能在于民众对之缺乏足够的共识,以及民主自治在实施的过程中曲解变调,从而使得真正的民主自治暂时难以实现。因此,如果只是探讨其他治理模式并无不可,但如果试图谋求类似于传统宗族制度的治理模式则似乎欠妥,这会使得民众中存量本来极为有限的民主意识大为消解。(上海  胡起达)

费厄泼赖未有尽时
◆回应“我帮王专家揪出‘别有用 心’集团”(7月26日E29周末茶座)

    现在是一个权威被瓦解的时代,各路专家纷纷落马。王世仁不幸成了新一位被民众用口水痛骂的专家。根据报道所呈现的事实看,目前为止王专家落到这个地步是咎由自取。但“等闲之辈”此文,以近乎诡辩的口气把王专家演绎为“污蔑党和政府”之徒,这个帽子实在够大,够吓人。王专家欲以“政治用心”调查“有关集团”,结果“等闲之辈”行文还之以政治之罪,仍以对方逻辑行事,行文中又有够多的“愤青”气,实不足取。以道德大棒或政治大帽乱扣的时代早该过去,要揭批王专家之流,还当以“费厄泼赖”行之为好。讲证据,按规则,以法论罪,结局自有公论。(网易 李啸天)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