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不打小孩日 | “正向教养”为孩子创造一个没有伤害的成长环境

在成长过程中,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被家长打、骂的经历,各种形式的暴力成了司空见惯的教养方式,也成了外人难以干涉的“家务事”。虽然人们深知打骂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但改变这一行为,却要面临复杂的关系和情感体验。经过将近8年的探索,救助儿童会发现,当家长学会觉察自己的情绪,合理地纾解压力,才更能控制打骂孩子的行为;帮助家长看见自己和他人有效的教养方式,让家长学会接纳失败和挫折,用鼓励和肯定为家长赋能,才能塑造亲密、稳定的亲子关系。在乡村和城市里,我们仍在针对农村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等不同群体,探索家庭教育的更多可能性。

扇巴掌、打屁股、拧耳朵、打手心……这些看了就让人感觉火辣辣地疼的词,在许多家庭里却是家长用来管教孩子的方式。除了肢体暴力之外,还有许多孩子在家里承受着语言暴力和情感上的“冷暴力”。创伤性的童年经历会对人产生长久的影响,以至于“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事实上,《未成年人保护》《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2021年《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时,网友们也纷纷感慨“家长终于要‘持证上岗’了”。

然而,法律和现实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很多人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务事,家长有权决定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因此,虽然一些恶性的虐待儿童案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在“棍棒之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的文化规范下,非暴力的教养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

“上次是用木棍打我,把棍子都给打折了。”

一项发表于2015年的研究估计,中国0-17岁儿童中,遭受肢体虐待的发生率为26.6%、情感虐待的发生率为19.6%、性虐待的发生率为8.7%、忽视的发生率为26.0%[1]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关于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的全国性统计数据。

2014年,救助儿童会提出了“消灭针对儿童的体罚和羞辱”这一全球行动。同时,我们启动了“正向教养”项目,聚焦于家庭中对儿童的体罚和羞辱。

为了解中国家庭中打骂儿童的现状和原因,我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童小军副教授合作,进行了文献回顾和访谈。在对初、高中生的访谈中,许多学生都能回想起在家中被暴力管教的经历,其中既有肢体暴力,也有语言和情感暴力:

“小学之前还是小学那一阵,我妈老是打我,打屁股或者用手拍后背……有按在那儿打过。”

“上次是用木棍打我,把棍子都给打折了。”

“爸爸就让我在柜子那里罚站,站了一下午。”

“用晾衣竿打。

“我爸到院子里把游戏机放在地上,用我的手握着锤子把游戏机砸碎了。

“我爸就会先选择不说话。他就在那坐着,也不让我走,就让我在那呆着,他也什么都不说。

“(妈妈)对我会冷眼相待,寡言少语,没句话,就是不带任何感情的感觉。

“我干什么事笨了,比如找东西找不到,她带着我去找,找到了就会骂我,说我笨,‘这么简单还用教吗?’

虽然学生们对这些经历记忆犹新,但他们往往不认为这是儿童虐待,反而会用“爸爸妈妈都是为了我好”来解释父母的行为。这使我们意识到,在打和骂的话题上,父母和孩子的体验都是矛盾的,在理论上很容易定性为“正确/错误“好/坏”的问题,从情感和关系上,却是很复杂的。

在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了救助儿童会(瑞典)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琼恩·E·杜朗特博士共同开发的《正面管教》家长课程手册,综合参考国内外的其他书籍和教材,尝试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教育培训教材。

这个时候,我们将“正向教养”定义为“专注于养育者双方平等及共同的参与,积极为孩子创造一个没有身体和情感伤害、尊重他们权利的教养环境,继而培育亲子之间亲密而巩固的关系,并实现儿童潜力的最大化。”

救助儿童会开发的两本禁止针对儿童的体罚的手册,分别面向儿童和家长

家长为什么会打孩子?

2015年开始,我们在广州、眉山、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和社会组织合作,面向家长开展正向教养学习小组。在小组中,我们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家长,也了解到他们在家庭中遇到的各种挑战。

有妈妈说,她的丈夫常常用打的方式来教育一岁多的孩子,在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被衣架打过的痕迹。有一次,她看到孩子也拿着晾衣架在抽打一个凳子。

有爸爸说,他希望能学到一些直接、有效的方法,让孩子乖乖听话。

有妈妈说,自己从小被家长打骂,婚后又常被丈夫责骂,自己难受时,常通过两个孩子泄愤,有次甚至把孩子打得都进了医院。

在和来自不同地区、文化、阶层、职业、受教育水平的家长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暴力管教的代际传递——很多家长是在打骂中长大的,当他们为人父母的时候,就认为打骂是一种有效的管教方式,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被困住”了的家长:家长很爱孩子,却在教育的过程中打骂了孩子。冷静下来后,她/他会充满愧疚,决心下次要改变。但是,当冲突再次发生的时候,又会忍不住使用暴力。这样的循环不断侵蚀着家长的信心,内疚、无力和自我怀疑不断地告诉她/他:你不是一个好家长。

因此,在正向教养的家长小组活动中,我们并不先和家长讨论他们的孩子,而是讨论家长自身。

在一开始,我们会邀请家长分享他们的家庭梦想——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家长?我希望孩子、邻居/朋友怎么评价我?在家庭教育方面,谁是我的榜样,他/她是怎么做到的?

进而,我们引导家长看到维持生计、教养孩子等等给她/他带来的压力,以及压力产生的影响——什么事情会让我感到有压力?在有压力的时候,我的身体有什么反应,我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处于压力下时,我容易对别人说什么或做什么?有压力时,孩子的什么行为会让我容易爆发?在压力情境下,我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有不同吗?男性和女性在压力下对待孩子的方式有区别吗?

在我看来,一个人要照顾好孩子、家人,前提是要先照顾好自己。我们并不是劈头盖脸地怪罪家长“你打孩子是错的”,而是帮助家长有意识地观察自己的压力值、情绪变化,学会自我照顾,寻找适合自己的纾解压力的方法。很多家长告诉我们,当自己成为了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时,她/他能够更心平气和地和孩子交流,很少会无意识或控制不住就打骂孩子了。

正向教养导师互相练习非暴力的沟通方式

我们不告诉家长“怎么教孩子才是对的”

虽然很多家长都说希望在教养孩子上得到指导,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招募家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时间有限之外,家长对于“学习”的紧张是更主要的阻碍。

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学习通常被认为是一件“苦事”——老师会在课堂上指出学生的错误,学习之后要考试,不允许抄袭,考得不好还要被批评。因此,说到要学习家庭教育的方法,很多家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畏难情绪,害怕自己学不好、做错了。

事实上,和常规的教育不同,家庭教育没有标准答案,而是基于经验不断发展的。相比于告诉家长“怎么教孩子才是正确的”,我们更愿意和家长一起发现和总结“我用过哪些好的经验和方法”,并鼓励大家互相参考,模仿别人用过的有效的、非暴力的教育儿童的方式方法。

在我们看来,不只是孩子,家长也需要被肯定和鼓励。当家长看到自己的高光时刻的时候,她/他会变得更加自信,更愿意去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更有动力去尝试新的方法;遇到挫折的时候,也更容易走出来,与人讨论,总结经验,继续尝试。

这便形成了对于“赋能”的新的理解——不只是赋予技术和方法,更需要赋予使用技术和方法的信心。基于新的理解,我们在2019年更新了“正向教养”的定义,更强调鼓励和认可,提高家长的信心和能力,使家长愿意控制打骂孩子的行为,尝试非暴力的教养方式。

很多家长会说:“学了正向教养之后,我知道不能打孩子,但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就下手了。”这时候,我们会肯定家长的自我觉察和反省,引导他们允许自己的失败,接纳自己的焦虑,重新建立起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关系,慢慢地将非暴力变为一种习惯,实现“国际不打小孩日”所提倡的“请来试试看,至少在今天不要打小孩,或许你将会发现,今天过后的每一天,你都不需要打小孩了”。我们也相信,家长坦诚地面对挫折,在尊重的基础上和孩子进行沟通,也会进一步影响孩子,使孩子从中学会尊重和自立,同时使亲子关系更加亲密而稳定。

李东是正向教养家长导师,也是仁寿县心时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技术顾问。在一个家长小组上,一位父亲和李东说,今天的课程让他有了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和孩子改善关系的想法,请李东帮忙出主意。李东对他的想法表示了赞赏,并请他回家后,就过去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向孩子真诚地道歉。这位父亲问:“道歉有用吗?”李东说:“试试吧,慢慢来,不急。”

当天晚上12点左右,这位父亲激动地给李东打电话,说他给孩子道了歉,孩子回到房间大哭了一场,等了一阵才出来。他给孩子递了一盒牛奶,孩子看了看父亲,用拳头捶了他一下,然后紧紧地抱住了父亲。在这位父亲的记忆中,这是孩子懂事以来,他们俩的第一次拥抱。

家长在正向教养小组活动上进行小组讨论

眉山有一群草根妈妈

2015年到2021年,救助儿童会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合作,在四川、云南和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农村和乡镇开展了400多场家庭保护服务活动,40,000多名家长和儿童受益。六年里,我们培养了200多名正向教养家长导师、儿童引导师,他们将持续在乡村开展家庭保护服务活动。

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有一群妈妈通过正向教养服务,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草根妈妈”。

王佳秋是仁寿县文缜小学的一名小学老师。2014年,她参加了救助儿童会在仁寿举办的正向教养家长导师培训。有一天,在陪孩子玩的时候,她想到可以把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孩子们一起玩,家长们互相交流育儿的方法。于是,她问孩子:“你在班上有没有玩得好的小朋友呀?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家一起玩。”

最初聚在一起的5个家庭,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大多是全职妈妈、单亲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2016年下半年,家庭数量增长到了10个,王佳秋就建了个微信群,买了投影和其他设备,每个星期天下午在自家客厅里组织亲子活动。

随着家长们的互相介绍,群里的人数在半年内就增长到了500人。于是,王佳秋和几位伙伴一起成立了“草根妈妈成长教育协会”,定期组织周四亲子朗读、周五草根妈妈讲故事、周日亲子玩等等活动,开始和妇联、民政部门进行长期合作。

每周五的草根妈妈讲故事,是微信群里最热闹的时候。参加过正向教养小组的妈妈会分享自己学到了什么;有些妈妈没有学过正向教养,就分享自己带孩子的故事;也有妈妈会讲讲自己和孩子之间的问题,向群友们寻求意见。

一开始,有的妈妈、外婆、奶奶因为普通话有四川口音,不敢发语音说话,担心在几百个人的群里,自己说得不好。王佳秋就不断安慰她们:“没关系,这个群里大家互相尊重,讲话和分享是安全的。你要是担心,可以先听听别人是怎么分享的,再说说你想说的。”

草根妈妈协会的志愿者会把群里的故事整理成文章,发在微信公众号上。对于很多妈妈来说,自己的分享被写成文章,既能给孩子起到榜样作用,也能让孩子看到自己在亲子关系上的用心。

作为志愿者之一的张海兰是一位单亲妈妈,2017年,她带着2岁的女儿从成都回到仁寿。在新环境里,她想给自己和孩子找到新的朋友,就开始参加草根妈妈协会的活动。

张海兰说,她以前脾气比较暴躁,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压力很大。女儿只要一调皮、不听话,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常常打、骂女儿,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教养方式。

参加了5节正向教养小组活动后,张海兰意识到自己应该转变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方法。从那以后,每当孩子发脾气时,她会先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女儿为什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需要没有被满足,有什么我没有了解到的?”接着,张海兰会再引导女儿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在双方彼此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沟通。

慢慢地,张海兰开始和其他家长分享正向教养给自己和女儿带来的变化,吸引他们参加草根妈妈协会的活动,而她自己也从参与者转变成了志愿者。“我和草根妈妈团队一起组织过很多线下活动,县里头好多家长、孩子都参加过我们的活动。有时候我出去逛街、买菜,都可能遇到认识我的家长和孩子,他们离得很远就跟我打招呼,我就觉得很开心,很自豪。”在一次访谈里,张海兰和我们分享了她作为志愿者的成就感。

现在,正向教养的活动、草根妈妈们的故事都在仁寿县的官方宣传平台“大美仁寿”上得到了长期推广。草根妈妈和孩子共读故事的声音,也通过仁寿县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整个仁寿。

草根妈妈们在一起交流教养孩子的经验

外来务工家长如何更好地和孩子“在一起”?

在西部乡村开展正向教养服务的时候,我们接触到了许多留守儿童,他们虽然很少被打骂,却普遍缺少家长的陪伴和支持。在谈论到家庭教育时,外出务工的家长也只能很无奈地说:“我怎么教她/他啊,我一年就回家一两次。”

虽然大多数家长都会尽可能多地和孩子打电话、视频,但因为不懂得如何沟通,只能问一问“最近成绩怎么样”、“吃的好不好”,久而久之,孩子也不愿意和家长聊心里话。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由于封城、交通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家长更难返乡,和孩子也就见得更少了。

除了留守儿童之外,还有一部分孩子跟父母一起搬到了城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了1429.7万人[2],占流动人口子女的52.58%[3]

新冠疫情也同样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疫情使得外来务工的家长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增加,打骂孩子的可能性也因此提高。居家隔离时,家长和孩子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间里长期相处,更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而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社区对于家庭暴力的识别和干预能力却反而减弱。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我国有约2.86亿农民工,其中有配偶的占79.9%[4]。因此,在2022年,我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进入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城中村”,并尝试和雇佣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企业合作,使正向教养服务进入到流动人口家庭中。

我们希望提高外来务工家长对亲子关系的重视程度,鼓励他们在努力赚钱养家以外,也关注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事实上,许多家长并非故意不重视亲子关系,而是受限于“时间贫困”——每天的工作时间长,少有时间好好地陪伴孩子,更难以抽出时间学习家庭教育的方法。

因此,我们重新梳理正向教养的核心信息点,结合外来务工家长在家庭教育上最感兴趣的话题,设计成1.5小时的线上、线下讲座,开发短视频等学习材料,以期覆盖尽可能多的外来务工家长,为他们提供基础、有效的知识和技巧,并吸引其中一部分家长参加更长周期的工作坊。对于工作坊,我们也设置了6小时、12小时、20小时三种不同时长的课程,探索最适合外来务工家长的学习模式。

如果家长一周只有一天,或是一天只有一小时能够和孩子相处、给孩子打电话,那么,在短短的时间里,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陪伴,或许正是流动人口家庭所需要的。

家长和孩子共同参加正向教养亲子活动

引用文献:

[1]XFang,DAFry,KJi,DFinkelhor,JChen,&PLannen.(2015).Theburdenofchildmaltreatmentinchina:asystematicreview.BulletinoftheWorldHealthOrganization.

[2]https://t.ynet.cn/baijia/30585704.html

[3]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255384

[4]http://www.gov.cn/shuju/2021-04/30/content_5604232.htm

作者和机构简介:

冯浩殷,救助儿童会家庭保护项目经理。从2007年开始,致力于倡导家庭中的儿童权利与儿童保护。目前是救助儿童会正向教养家长教育核心导师,也是救助儿童会(瑞典)正面纪律认证导师。过去8年间,他带领团队开发了一系列正向教养、儿童权利、健康教育相关的培训课程,并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合作,在广东、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开展了430多场家庭保护服务活动,服务了43,000多名家长和儿童。

救助儿童会是全球领先的、独立的儿童慈善组织,1919年成立于英国。20世纪80年代起,救助儿童会进入中国,开始在安徽、云南、西藏开展项目。2017年,依据《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注册成为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国际救助儿童会(英国)北京代表处,依法在中国境内开展儿童福利和保护、救灾、教育、健康、儿童权益等项目。目前已在中国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实施项目。我们的愿景是所有儿童都能享有生存、健康、受教育、被保护以及参与世界的权利。

(郭悦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