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一个网暴者有多难?

一篇2021年发表的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中,作者从裁判文书网梳理得到的六十余起和网暴相关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因施暴者的身份认定证据不足,导致败诉。

在事实层面,只有当事人清楚事件是否真实,所以将是否起诉的权利交给当事人衡量。如果由公诉机关来确认诽谤中的真实性,成本很高。

若一切顺利,案件得以立案,曾鸣计算,从准备诉讼材料开始,完成对平台、网暴者的两次诉讼,得到判决结果,正常情况下大约历时一年。

(农健/图)

疫情期间,2022年4月6日,一位女士从32楼一跃而下。

据多家媒体报道,生前最后3天里,她经历了一场网络暴力。她拜托外卖骑手,骑电动车27公里给听障的父亲送去食物。为了表达感谢,她打赏了200元,对方不收,她又给骑手充了200元话费。女士把这件事当做暖心故事发布在网络,事情却朝着她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发展——不少评论认为200元太少了,对她进行嘲讽、抨击、辱骂。

近年来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总能看到网络暴力的痕迹。2022年1月,17岁的寻亲少年刘学州服药自杀,遗书中,他提到生前遭遇的攻击,“承受了太多太多‘心机婊’‘快去死’‘娘炮’等等各种各样的词”。3月,“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姚策的妻子熊磊公开表示,网上对姚策的非议没有因他的离世而终止,自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网暴。

对事件当事人而言,这种来自虚拟世界的暴力真实存在,对他们的现实生活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乃至成了一些人选择结束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与此同时,也有受害者或家属开始站出来发声,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法学学者以及参与过此类诉讼的律师,试图了解在起诉网暴者时,需要做些什么,实践中又面临哪些难题。

哪些法律可以约束网暴者

2022年4月12日上午,律师郑晶晶接到一个咨询电话。在对方的讲述中,同事造谣她私生活不检点,她想咨询如何起诉造谣者。

最近一年多来,郑晶晶几乎每周都能接到类似的电话。她是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中受害人谷小萌(化名)的代理律师,这一案件被最高检纳入精神性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指导性案例。

2020年7月,谷小萌下楼取快递时被郎某偷拍视频,发布在一个两百余人的微信群内。随后,郎某与何某捏造谷小萌结识快递员,并多次发生性关系的聊天记录,在群内连续发布。这些内容又被他人合并转发,陆续扩散到上百个微信群。

事发后,谷小萌向警方报案,郎、何二人被行政拘留。之后,她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交了刑事自诉状,要求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余杭区检察院又推动该案件从自诉转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1年4月30日,余杭区法院判决,郎、何二人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向郑晶晶咨询的人大多表示,看到这一新闻后,才知道自己有应对网暴者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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