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写名胜与重读唐诗

运用新理论、借助新视角固然有助于发现新问题,但如果仅是亦步亦趋而不经别择调整,恐怕仍不免有削足适履的弊病。在驾轻就熟地援引各类新说以资参照发覆之际,商伟对其普适性也时刻保持着必要的警觉和反省。

(本文首发于2022年7月14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近著《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三联书店,2020)。

肇兴于唐代的七言律诗,以其精严典雅、劲健流宕的体制备受后世称道,而“唐人七律第一”更是令人津津乐道却又聚讼纷纭的有趣话题。自诩熟参源流而能明辨诗体的南宋诗论家严羽率先提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出人意料地将这首不甚符合格律规范的诗作推尊为个中翘楚。尽管由此招致明清以降不少评论家的补充修正甚至批评非议,如王世贞直言“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胡震亨径称“今观崔诗自是歌行短章,律体之未成者”,尤侗指摘其“以‘悠悠’‘历历’‘萋萋’三叠为病,总非律之正格”,毛奇龄也委婉论及“前人评此为唐律第一,或未必然”,可是由于严羽在唐诗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及深远影响,再加上从北宋初期便开始广泛流传的一则逸闻,称李白在登临黄鹤楼时曾大发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只能另赋《登金陵凤凰台》,暗中与之争胜,这就顺理成章地促使崔诗成为后世学者热衷的议题,而评断崔、李二人的优劣轩轾,毫无疑问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直至现代学界,相关论述依然层出不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的近著《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三联书店,2020)同样聚焦于这两篇名作,但其宗旨倒并非要对这桩诗坛公案做一番穷原竟委的学术史梳理,而是在细读详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旁搜远绍,钩稽串联起李白《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沈佺期《龙池篇》、王勃《滕王阁》、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登岳阳楼》《上白帝城》、刘禹锡《金陵五题》乃至明清两代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旨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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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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