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沟里仰望星空——从《罪与罚》悟人生｜高中组三等奖

南方周末第二届“阅读新火种”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活动

奖项：高中组 三等奖

作者： 袁静婕

学校： 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指导老师：辛万祥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年少懵懂的我在读完《罪与罚》后的真诚发问。我想，这关乎救赎，关乎命运，关乎自我，关乎灵魂。

饱受苦难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复调式的叙事方式，宗教现实主义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集矛盾、苦难、肮脏、荒诞于一身的19世纪的俄国社会：窘困潦倒的大学肄业生拉斯柯尼科夫经过周密的筹划，杀害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及其妹妹丽莎维塔。但他并未获得理想中的解脱和幸福，反而陷入无尽的罪恶的苦海中，最终在索尼娅的帮助下通过自首而实现了自我救赎。我不禁思考:

何为罪?

传统的观点认为：罪是内心的幽暗催化成熟后的具体表现。但新派观点则称：人的犯罪迫不得已，是环境的产物。当然，笃信任何一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前者容易忽略环境对人的作用，后者则容易导致个人责任的缺失。

罪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在大多数人眼里，罪的评判标准是神圣、至高无上、为万事万物裁度准绳的法律。但在像拉斯科尼科夫这般的“进步青年”的眼里，法律只是强者维护自身绝对地位的工具罢了。当新的强者（有新思想、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出现的时候，他们有权利使自己的良心跨越法律、公序良俗的障碍，推动世界发展。所以，在拉斯柯尼科夫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他犯了罪，他仅仅杀死了“一只毫无用处、可恶的、有害的虱子”，这项“功绩”甚至可以抵过十桩罪恶。

从主人公的价值观中不难看出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子。一句“上帝已死”宣告了理性时代的终结。随着自由度的日益扩张，人们开始在理性与非理性中苦苦挣扎，在幻想和虚无中沉湎度日，世界上再也没有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无尽的荒谬。拉斯柯尼科夫是时代的映像，反映了19世纪价值观的转向:从传统上的相信绝对真理转向相对主义，从价值观的一元主义转向多元主义。这一过程中，以雅各比为代表的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所有的人都在思考生命的价值，尼采在《善恶的彼岸》给出了一种解释，即我们所熟知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拉斯柯尼科夫便是这一观念的忠实践行者，让“不平凡的人”践踏既定规则，让“主人道德”主导“奴隶道德”，挑战自我，救赎灵魂。

何为罚?

一指身体上无休止的折磨。热病反复折磨着他，他神志不清，疯疯癫癫，胡话连篇。他随时可昏倒在彼得堡的任何一条小巷，他嘴唇苍白，浑身战栗，眼神空洞，表情扭曲。审判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开启了长达八年的苦役生涯。据认识论，生理健康的糟糕状况正是精神扭曲的外在表现。

二指精神上无休止的苦痛。叔本华曾经说“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摆荡。”故事的冲突就在于主人公思想的多元性。他在无聊迟滞中完成他堪称完美的犯罪，后来发觉：他不是“超人”，他不等于拿破仑。他开始苦思冥想，庸人自扰，疑神疑鬼，异常恐惧，生理和心理健康都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后思维不受控制，逐渐暴露自己，陷入了痛苦的泥淖。拉斯柯尼科夫的苦痛来源于传统伦理环境的桎梏，也源于他本人观念的混乱。保守与进步在他的思想中拮抗。上帝与尼采在他的良知里对簿公堂，倘若他真挚而专一地相信尼采，相信自己最初的观点，那么他就会心安理得地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发展自己的事业，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不平凡的人”。他由警官威逼时的惶恐不安，到对母亲离世的麻木不仁，再到对亲友爱人的无情冷酷。冷血之余，一文不名的他却选择对落难的一面之交慷慨解囊，其间蕴含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罪与罚彼此渗透，交相辉映，是在对接中逐步塑性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中，交织在命运戏弄间的苦痛与反复，让我们得以思考：当人类杀死上帝、推翻神圣，自己渴望成为万物法度的同时，也陷入了无尽的彷徨与虚无。当人生的意义不复存在，人将何去何从？杜·伽尔有言:“在我们所具有的一切缺点中，最为粗鲁的乃是轻视我们的存在了。”可见，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人生的意义作为精神支撑。

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滥觞于虚无主义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是存在主义推崇的“人首先是个把自我向着一个未来推进而且知道自已正是这样做的生物”的观点，还是“荒诞哲学”奉为嚆矢的超越性，亦或是“神秘主义”中对于宗教的彻悟？思想芜浅的我不敢妄下断言。就个人浅薄的认知，结合对本书的体悟，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人作为精神主体的存在本身，即人的自我。帕斯卡尔说道:“人是有思想的芦苇。”即便在尼采眼里，科学和技术不再是未来人类的盼望，届时许多人将失去神圣的港湾而心灵漂泊。但不可否认，人类始终作为精神实体尽己可能地独立存在。

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圣洁与救赎的索尼娅帮助主人公脱离苦海。但依我之见，是主人公自身实现了灵魂的自我救赎。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想尽一切办法，自我蕴藉或是诉诸他人，昏迷或是自杀，动用一切智慧帮助他摆脱犯罪的重压，获得新生的“空气”这是他作为精神实体存在的表现：他凝视着自我的深渊，却不曾放弃在每一个生命的日子里起舞。

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加缪影响了社会，认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荒谬，虚无过后还是虚无，没有价值判断，美德不值一提，自杀成了解脱的不二法门。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毒品去对抗现实的荒谬，以获得人生的意义，既然真理存在于人的头脑中，那么最好的生活就是生活在幻想中了却残生。虚无主义背景下，太多的精神实体在幻想中思考人与社会、与世界的关系，在灵魂与现实的互动中渴求解决时代关于人生意义的终极命题。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本书向处于迷惘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途径：西伯利亚古老的生活方式中蕴含的——信仰的光辉。当西化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向绝对自由奔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上帝若死，谁来救赎人类的灵魂？高举自由旗帜的人们，又该如何克服纵欲与虚无的喧嚣？” 上帝是否可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相信有一个高于人的神秘存在，可以裁决正义罪恶，明晰真伪界限，度量价值判断。这样人间才值得被信仰，值得期待，会有所谓的使命感，会有人们为之奋斗终身的方向，人生意义才不会被模糊。所以《白痴》中梅诗金相信“美拯救世界”，因为对他来说，美是意义；拉斯柯尼科夫走上忏悔之路，于他而言，赎罪苦难是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我至今奉为圭臬:“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类，宁做有瑕疵的人，也不造乌托邦的神。”《罪与罚》展现了生存的重负，是人性的手术观察间。压抑丑恶、畸形肮脏背后，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具体自我的意识，是罪与罚解脱后的爱与希望，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后疫情时代，曾经如疾风迅雷般飞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被按下了暂停键。集体情绪化的浪潮中，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无尽的焦虑、惶恐与不安中，思考着人生的荒谬与虚无。这时，不妨捧起《罪与罚》作为精神实体保持独立思考,正式而严肃地审视你的苦难，选择信仰，找到自我的意义所在，真诚而又热烈地活下去。哪怕亲临黑暗，仍旧渴盼玉虹；哪怕身处阴沟，依然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