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包离开丨事关告别

2013年秋，作者摄于哈佛园。

我是2014年6月1日离开坎布里奇的，那可真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倒计时提前两三个星期就开始在脑中响起，每路过校园一个角落，就会想，这是我倒数第几次见到它，比较起来，和人的告别反而少点自觉的仪式感，总觉得很容易再见面的——这盲目的信心从何而来呢？也许因为当时还年轻，三十出头，尘埃未定，世界和自己都还有太多可能。或者也和某种惯性有关：如果事情在可见的过去向来如此，那么它接下来也就会继续如此，不是吗？

某些时刻也不那么确信，譬如以色列同学发来他在毕业礼上给我拍的照片时，“dear mate，don’t forget us!”平平常常的一句话读着心里一惊，好像我要回到某个不存在的幕布那头似的。告别聚会一个接一个，我们成群结队从酒吧出来，每个路口都有人离去，总要轮番拥抱一番，走到花园街与康科德大道的交叉口，尼加拉瓜同学拥抱时泪水涟涟，我也一下子难受起来，明日隔山岳啊。

要对记忆做一番翻检，才会想起当时脑海盘旋的，不只有杜诗，也有琼·狄迪恩《再见了一切》的开头——下学期非虚构写作课我最喜欢的阅读篇目之一，“看清事情的开始很容易，看清结局却比较困难”。因为这篇文章，我对告别带上了某种探究心理：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探究落在住了10个月的康科德大道29号（29 Concord Ave），就成了一团阴云，从5月下旬起一直心头低回：要把满满当当的一居室，倾倒进两个箱子和一个背包，有可能吗？

最先放弃的是奇厚无比的秋衣秋裤和同样奇厚无比的星期日版《纽约时报》，前者是我在波士顿漫长冬季到来前跑了好几家商场淘到的，后者是周末必购，部分为了夹在中间的《纽约时报杂志》，部分为一种“本周尽在掌握”的幻觉，毕竟这是一份无所不包的记录报。结果一年下来，我要在一大堆旧报纸中（里头夹着课程大纲、旅行小册子和衣服标签）翻上半天才找出美国银行的开户资料和支票簿。一直到走我都没用过那支票簿，莫名觉得那是剧情片里的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但这也不影响我把找到的个人资料都夹好收好，带回北京，不应该让未来的房客知道得太多。

搬进来那天我就闻到了若隐若现的咖喱味儿，打开橱柜，是装着各种调味粉的小瓶子，后来邮箱隔三差五总有不请自到的邮件，多是各种促销和订阅广告，一半以上的收信人是个叫瑞图·拉贾的南亚姑娘，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