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辛家做客：一只“老狗”
新千年以来，莱辛以每年一本的速度写作。图为2004年的《时间的啃蚀》
1999年5月至8月，作为英国学术院的客人，我对英国进行了一次短期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我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愿望，在英国学术院负责国际文化交流的珍妮·文森小姐的热心帮助下，我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在我的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6月21日下午。下过一阵小雨之后，天刚放晴，小风一吹，还有几分凉意，但是此时的伦敦，毕竟早已是到处绿树如海的盛夏了。从我所住的地处伦敦中心区的尤斯顿路到莱辛家所在的西汉普斯蒂德须乘地铁，路上要走40分钟。出了地铁后我按照一个热心的伦敦市民提供的地图指引，走向她家所在的贡达花园路24号。一路上只见这里沿街两侧都是红砖白窗、饰有雕塑的西式二层、三层小楼，一栋挨一栋。小楼被修剪整齐的树篱与街道隔开。家家门前、窗前都是鲜花簇簇，姹紫嫣红，小风一吹，阵阵幽香扑鼻，使人从中看到英国人对花草、植物的喜爱程度和生活的情趣。约好的时间是3点30分，来到她家门前，一看表，只有3点25分，我正在犹豫是否应该过一小会儿再来敲门。这时，我突然听到头上二楼的一扇玻璃窗被人敲得咚咚直响，我抬头一看，啊，多丽丝·莱辛老人那双热情而充满慈祥的眼睛正在向我微笑。原来，她已经在等候我了。
我们缘楼梯而上，来到二楼她的书房兼办公室。我注意到这位还差三个月就要年满80岁的老人竟然步履矫健、平稳，口齿清楚，反应敏捷，身体似乎比四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还要好。她肤色洁白，没有老年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说话的时候紧紧注视着你。她的办公室很大，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样子，南北长，东西宽。北面墙上有两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花园街。南面也有窗户，房间里十分明亮。东墙被上楼的楼梯占去一部分，西墙沿墙放着两张桌子，一张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艺术品，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非洲的彩色木面具；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许多文具和一台有些陈旧的打字机。这里就是她平时工作的房间了。北窗下是一张低矮的长沙发，这大概就是她平时写作疲倦了以后休息的地方。沙发旁，沿东墙是一个放满了一摞摞新书的小书架。莱辛让我在长沙发上坐，接着就忙着张罗为我准备饮料和巧克力饼干。这多么像多年前母亲在世时，我一回家时的景象，想到这里，我的心头为之一热……
莱辛随后在我身边就坐，我们便聊了起来。她一点没有大作家的架子，使我没有半点拘束。我告诉她，我首先要代表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向她问好，祝她健康长寿。她微笑着表示感谢。我告诉她，我是通过她的短篇小说而了解她的。我们刊物曾刊登介绍过她的两篇短篇小说。一篇是在80年代初刊登的《隧道突破》，一篇是1996年刊登的《一个特殊的女人》。前一篇我曾经把它收入了《20世纪英国小说编年》，而后一篇则是由我作的责编。我告诉她，我从她的自传第一卷《在我的皮肤下》（1994）中读到，有一家美国出版社因为这篇小说写到一点儿性（其实只是写了一个女人的腋毛是金黄色的）就假惺惺不出版这篇小说。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由此是否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她说是的，她为此感到高兴。当我说到她的许多小说都写到人的奋斗精神，也写到了两性关系，是否她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大程度反映了人的性格和思想，所以，任何作品，特别是较长的作品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她说是的，当然是这样。而且她特别指出我在说到“人”这个词的时候用的是“男人”（MAN），应该指出是“男人 和 女 人 ”（MAN ANDWOMAN）。
我们谈到了她在1999年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玛拉和丹恩》。我告诉她，我在英国《文学评论》杂志上看到对她这部小说的评论后立即写过一篇短讯向中国读者作了报道。我问她，她写这部小说是否因为她在非洲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使她对非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像她自己所说的一句话“非洲永远是血液中的一种热”。她笑了，告诉我，不仅是因为她爱非洲，而且因为她近些年年年去非洲看望儿子和儿子的那个咖啡农场。她在那里看到了严重的干旱，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和死亡，使她受到了震动，使她不得不写这部小说。
我谈到我很想知道在她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和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她笑了，说很难说是一个什么人，是许多人和许多书。因为正如你也许知道的，她从14岁开始就离开了学校，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她的写作是在读书中自学的。如果说什么书对她影响最大，那么主要是俄罗斯文学，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她还特别两次提到果戈里的名字。
我问她，到目前为止，她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本长篇小说是什么？她笑着说：有些人说我写得最好的作品是《金色笔记》。可我自己不那么认为，我认为最好的是《四门城》。
当我问她，她的小说《玛莎·奎斯特》中的主人公身上是否有她的影子或她的灵魂时，她笑着说：“你的意思是说，奎斯特是否就是莱辛？那么我告诉你，部分是，部分不是。”
当我问，现在有些人说随着电视的发展，长篇小说要走向灭亡，她以为如何？她笑了，说：不，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在1990年代初在英国就看到有人在书里写到长篇小说要死亡了。可是事实怎么样呢？长篇小说在全世界兴旺发达，蓬蓬勃勃地发展，比那时候更兴旺了……
我看着她桌上的打字机，头脑中冒出一个问题。我问道：从你的回忆录中，我知道你父亲的一个朋友在你14岁的时候送给你一台打字机，你是从那时候开始写作的吗？她回答说：“不，不。我是从7岁开始写作的。”我屈指一算，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在写作中已经度过了73年的漫长岁月。但是她的眼睛依然显得那么年轻，炯炯有神。我问她，她今年就要满80岁了，现在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她告诉我，每天上午写作四个小时。我告诉她，中国一些作家六十几岁就封笔了，不写长篇，只写点儿小文章了。她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告诉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太老了。她朗声大笑。我问她：你还在继续写长篇小说吗？她笑着说：当然。我告诉她，希望她在写长篇的同时也写些短篇。她笑着说，她从来就是既写长篇又写短篇的。我告诉她近些年来，中国作家在纷纷“换笔”，改用电脑写作。我问她，她是否也换成了电脑？她用英语中相当于“老来不学艺”的一句话回答我，并称自己已经是一只“老狗”了，所以不换了。引得我哈哈大笑。
在亲切的交谈中，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我无意中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有1小时零20分钟过去了。于是急忙终止了我们的交谈。因为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我预定的访问时间。我请她在送给我的三本书上一一签名留念。并请她那位身材高大、样子颇像马克思的儿子彼得为我们合影。然后我向她依依告别。她在下楼时还在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该怎么坐车。
在门口，我看着这位慈母般的老人，心中突然冒出一种冲动，我问她，我想亲吻她一下，可以吗？她笑着说：“当然可以。”我和老人拥抱，并在她那开朗的面颊上亲吻了两下。我告诉她：我觉得你很像我的母亲。她则诙谐地说：“我也许可以作你的祖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