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小镇的人,南下与北归

师傅常对他说,“后悔了。”师傅后悔的是回来得太晚,错过了办厂当老板的好时机,“现在门槛更高,有资本来办厂的人也更多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周建平

黄登荣管理的家具厂在政府规划建设的集聚区中,集聚区的厂房一改此前毛毡棚、铁皮棚的草根气息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绿皮火车穿过群山万壑,从广州抵达赣州,一路上岭南丘陵连着赣南山脉,城镇零星散落在山间平原上。我此行的终点是一个名叫龙回的小镇,归属于原江西省南康市、现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在行政区划上,龙回是赣州市区最南端的小镇之一。

龙回是我外公的故乡,我却是今年才第一次知道它的名字。跟我妈聊起农民工话题时,她忽然告诉我,“你在龙回的堂舅们都去广东打过工,你可以问问。”

电话拨通后,大堂舅在那一头谨慎地问我,父母都叫什么名字,我一一作答,他的语气立刻热络起来,“打工啊,(上世纪)90年代,这边的人16至60岁全去打工。”

“后来呢?还在广东吗?”我问。

他有些骄傲地说:“几乎都回来了,广东很多厂迁到东南亚、迁到江西和湖南,龙回最多的时候也有一千多个家具厂,(这边的人)不必到外面去了。”

打工回流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工厂?”

大堂舅几句话解释不清,干脆说:“你来,我带你去厂里转转。”

2022年8月末,我终于来到这座和我有亲缘关系却非常陌生的小镇。龙回的主街道非常宽阔,两旁的门面被统一设计了木制招牌和立柱,墙面刷得亮白,像是一种明晃晃的宣示。而主街背后的一排排楼房依然是乡村小镇的朴实模样,昏暗、狭窄,水泥裸露的墙体上爬满黑色的电线。2022年,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的年产值达2000亿元,其中大多数家具厂还在乡镇企业转型现代工厂的路上。

出路

大堂舅来接我时赶上刚下班,还穿着衬衫西裤、提着黑色公文包。他在龙回镇龙回村的村委会里做办事员。龙回镇下辖18个村,龙回村是离镇上最近的一个。他对家具厂的熟悉正来自于这份工作。龙回村内有七十多个家具厂,村委会定期检查厂里的消防和环保,大堂舅负责其中的十几家。

龙回村不算大,沿着村道进去,大片的田野与高低错落的民宅看着和一般村庄无二,深入其间才看到排布着的一间间厂房,靠近村子边缘甚至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做产业园。背着锄头从田里上岸的农民,赤着脚走过一幢幢厂房回家,工业与农耕文明就这样和谐相处。

变化是怎么开始的,大堂舅并不知道,那时他还在广东打工,他的几个姊妹也全在外地打工。

外公家姓阳,在林、熊为大姓的龙回村是外姓。新中国成立后,我外公早早考了出去,而堂外公(大堂舅的父亲)一直留在村里,生养六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走出小镇的主要方式还是考学,只有极少数人能考上。“真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堂舅说,“考不出去,没有工打,没有田种,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计划生育,家家户户生很多个,村镇街头很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南康人多地少,据《南康县志》记载,1985年底,南康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只有0.78亩。上世纪80年代人口流动的机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日渐成为问题,当时倡导的就业模式还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而全南康大大小小的工厂不过百余家。

大堂舅没有去学木工、缝纫、泥瓦,一心考学,连续几年不中,被村里人嘲笑为“阳先生”。他终于放弃,上了七天缝纫班后,迎头赶上上世纪90年代村里南下的大潮。1992年,京九铁路还未开通,从龙回去广州,原本要周转几趟班车去韶关,再乘火车。但因为去的人太多,出现了私人运营的大巴车,从镇上直达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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