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荔钠:关于年老、死亡、记忆,我一直想不明白

“她在很专注地关注这些对象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是那台摄像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杨静茹

杨荔钠生活照 (受访者提供/图)

“人在地狱里面也会变老”

2021年,导演杨荔钠开始拍摄剧情片《妈妈!》,一年后成片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并且获得官方场刊评分最高分。影片在今年中秋节正式上映,八天后票房突破5000万。

这是国内银幕上少见的题材,关于两位老年女性,一对母女。妈妈蒋玉芝上世纪30年代出生,经历过抗日战争、政治动荡,丈夫生前是考古工作者,常年离家;女儿冯济真出生在新中国,16岁那年父亲去世,她自我惩罚了半辈子,没再笑过。

冯济真在65岁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记忆的衰退使她维持几十年的体面、尊严、理性垮塌,她对周围充满敌意,幻听幻觉里常常出现父亲。最后,冯济真向“陌生人”蒋玉芝袒露了关于父亲死亡的心结——与她有关。

年老、死亡、记忆,是贯穿杨荔钠将近三十年影像创作的母题。“我一直想不明白。”杨荔钠说——她今年50岁,留着板寸,说话不疾不徐,采访当天正好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她在等待下午4点的一场连线对谈,讨论如何面对记忆消逝——“但是我如果通过作品能给自己答案或者能给他人答案,或者发问,其实也是这些作品的意义,对吧?”

发问是从她24岁开始的。1996年,在话剧团担任戏剧演员的杨荔钠第一次拿起摄像机,彼时她还不知道怎么拍摄一部电影,但看到太阳底下坐着一群黑黑的老头,非常美,于是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几乎每天都拿着摄像机跟他们待在一起。由此拍摄出她的第一部纪录片《老头》(1999),也是中国第一部DV纪录片。

后来拍摄对象一个接一个离世,有些被她目击、记录,好像一堂生死大课。年轻的杨荔钠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她写过遗书,“就像写情书一样”,准备好跟这个世界告别。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外婆、奶奶去世那会儿,杨荔钠想明白了,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出生就有多少人去世,才不那么害怕了。

现在杨荔钠会在梦里见到老头们,比如第一次梦到宋大爷是他刚去世,阳光照在他穿着蓝衬衫的身上,特别好看。杨荔钠问他,大爷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宋大爷不说话。最后一次梦到他时,他在一个黑暗的好像地下车库的地方,坐在他的小推车旁边,仍然不说话。“但是他的脸一次比一次不清楚,我想他怕我害怕,觉得会吓到我,就不让我看清他的脸,然后他就离开了。马尔克斯不就说人在地狱里面也会变老吗?我觉得他说得对。他们可能真的会变老,就像我们活着的人变老一样。”杨荔钠会想,如果现在50岁的她出现在他们面前,那他们还认不认得她呢?

在她的另一部纪录片《老安》(2009)中,94岁的老安喜欢跳舞,他在天坛公园结识了小他近四十岁的舞伴小魏,两人互生好感,小魏成了他的情人,并照料他起居。老安生病住院后小魏常来探望,忽然再也不来了。他不知道,小魏在一天下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出院后老安独自去小魏墓前大哭一场。“我就说所有的人的情感情绪当中,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离别,包括生离死别。”

“我会记得他们每一个人,于大爷、宋大爷、吴大爷、曹大爷、唐大爷、李大爷,对吧?他们叫我小杨子。”杨荔钠至今仍能喊出《老头》所有拍摄对象的名字,“真的是每天相见,泡在一起,我不去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我家敲门,我路过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小杨子,快回去把摄像机拿来。我觉得那时候特别美妙,但是你看这种美妙它就会消失,只存在于过往的回忆中。所以说回到阿尔茨海默病,我现在对他们的印象会不会随着记忆的消失就真的不存在了,还是说他们存在过,但是我想不起来他们,到底哪个是更悲哀?”

记忆的善变狡黠同样在纪录片《我的邻居说鬼子》(2007)中出现过。《老头》拍到尾声,杨荔钠有一天看完《辛德勒名单》,她想到她的长辈们,于是下楼去找他们,听他们讲二战时期的经历。结尾一个老头在幼儿园门口对着镜头说,有没有日本人来,有,是有,但也好像没有,我可记不清了,你们还是去问问能记得清楚的人。

“也是关于记忆和遗忘对吗?所以我的影片虽然命题不一样,但是探讨的内容多少都有重叠。”杨荔钠说。

现在她仍在持续拍摄纪录片,包括已经拍了超过20年的《野草》,这部拍摄青岛孤儿院孩子的纪录片,她打算拍到这些孩子结婚、有小孩之后。

甚至每拍完一部剧情片,杨荔钠都要拍一部纪录片。剧情片涉及资金、人员统筹,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你要创造,从你的内部往外给”;而纪录片一直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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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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