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小锋:对话“独立纪录片的灿烂一页”

在黎小锋看来,独立纪录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群人的人生形态。二十多年过去,即便出发与行走方式各异,如今的产出与表达也不一,但他们的立场、态度基本没有变化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北京

责任编辑:杨静茹

纪录片导演,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从2000年起,与贾恺合作拍摄独立纪录片,代表作有 《夜行人》 《无定河》 《我最后的秘密》 《遍地乌金》 《昨日狂想曲》 等,曾入围山形纪录片节、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等诸多海内外电影节,并获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等奖项。近年担任海上影展暨论坛策展人,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选片人。(沈煜/图)

“生活里的我很混沌,但一开始拍片,就变得敏锐、清醒,绝不会跟丢对方。很奇妙。”资深独立纪录片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黎小锋自述。

1990年代,在苏州从事科教片制作的黎小锋,通过《文汇电影时报》上纪录片导演吴文光(村民影像计划发起人)的专栏文章,头一次触及了独立纪录片。关于什么是“独立纪录片”,学界和业界并无统一定义,一般指独立制作、包含独立思想的纪录片。黎小锋回忆,“那些片子的好处,在于没有一个镜头是摆拍的。”

他扛着公家的机器,在苏州街上游走观察,做成了30分钟的短片《百步街》。没过多久,经“实践社”(杨海君等人发起的影迷组织和独立电影推广机构)组织,这部短片和另两位创作者朱传明、王芬的片子一起在北京放映。那是刮着沙尘暴的季节,天空如蒙着黄色的罩子,黎小锋却在现场感觉到了一种粘黏彼此的凝聚力。

2000年起,他和后来长期合作的贾恺投入多部长片的拍摄,每部片子动辄花上三五年,最长的持续八年以上,他们的镜头对准的是卖艺盲人、三轮车夫、八旬老太和保姆漫长而复杂的相处、榆林煤矿产业链上众生相,以及相信自己有神力、却走不出苦难桎梏的乡村守庙人等。

那十年也正是独立纪录片“如同野草一样四处蔓延、如同竹子一样拔节成长”的年代。“他们人手一机,走南闯北,自由穿行。自由不再只是一厢情愿或白日梦,可以是具体为实实在在踩在地上的动作。当时出现的纪录片作者及催生并带动之后的‘真实影像’创作和影展,可称‘灿烂一页’”。吴文光回忆。

身为“灿烂一页”中的一员,黎小锋经历并见证了独立纪录片从“新纪录”尾声、个人DV时代兴起到所谓网络化新保守主义的变迁;与此同时,他也怀揣着对“直接电影”这种拍摄形式的好奇、追问,陆续访问了二十多位独立纪录片导演——受访者多为2000年前后出现在业界的活跃的70后创作者,这些访谈最后收入《大地行走》一书,他们的话题以纪录片为起点,逐渐拓展延伸。

或许因为“同根同道”,黎小锋的访谈不仅直涉这些创作者身处的环境和创作轨迹,更难得的是,探进了他们的内心与情绪。如吴文光所言,仿佛“一棵树与另一棵树的打量与对话”,打通了一条秘密通道。好比黎小锋刚到上海时,把第一部长片《夜行人》给彭小莲导演看,她看后让黎寄给司徒兆敦老师,很快司徒兆敦手写了信表达自己的观感。“那是一个长者对刚刚起步的年轻人的一种巨大的、及时的鼓励……跟这些人交流时,会觉得我是在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找到了一个价值的共同体。”

在黎小锋看来,独立纪录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群人的人生形态。二十多年过去,即便出发与行走方式各异,如今的产出与表达也不一,但他们的立场、态度基本没有变化。“说到底,我希望这样的人能够被这个世界看见,访谈就是我在大学开展研讨之外力所能及的事情之一——把这些人的声音给留存下来。”

独立与兼容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人是否有比较强烈的身份认同?

黎小锋:1990年代我不太清楚,但2000年代以后,应该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独立纪录片人是大家觉得比较荣耀的一个身份。现在倒不见得如此了。其实说到底,考察你是否“独立”的标准还是作品本身。就像1990年代,吴文光拍《流浪北京》《四海为家》,他用的设备都是蹭人家电视台的机器。在我看来,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人更多的是受到一种价值理性的驱导,他会觉得这件事涉及信仰和精神。

南方人物周刊:早年国内独立纪录片的题材多聚焦社会底层和小人物的命运。

黎小锋:1990年代,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致力于反映市井生活,聚焦城市悲情,讲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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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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