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和：怎么把建筑造好？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梁辰/图）

尽管张永和自称是个很不爱说话的人，但他却是广受喜爱的采访对象：坦率和直白难能可贵，好奇心蓬勃而话题丰富，旁征博引但逻辑清晰。

挂在他身上的盛名有许多：他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建筑界最高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的中国人；也率先将“解构主义”介绍给中国建筑界；他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MIT)建筑系系主任，在任内将MIT建筑系的全球排名从十名开外提升至第一名；他获过许多奖，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贡献奖等；他在世界各地举办艺术展，六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张永和最新的展览是在不规则房间内通过透视和光折射，创造出带有视觉假象的通景画：参观者与古人出现在同一平面，面面相对；同一个图案同一个圆形，在两端看出截然相反的空间效果。

开幕当天，张永和没有出现在人群的寒暄中。他一直站在展厅门口做一个尽职的导览员：任何人只要喊一声“张老师”，他就走上前，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设计做阐释。

尽管他连说带画，能将展开的话题说透，但他仍皱着眉头说其实自己说话特别费劲，如果让他选择，他选择不说话。

回国盖房子

并非所有的建筑同行都欣赏张永和。一种声音说，张永和虽颇具奇思妙想，但缺少作品。在他们看来，张永和缺少“大作品”，如同地标建筑的大作品，就像库哈斯在北京留下的。

2002年，库哈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出版了720页的珠三角城市发展报告《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称珠三角是全球少见的急剧发展的都市。他在世界各地讲学时总喜欢说，珠三角每年都会新增500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每年增加两个巴黎。

同年，张永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在“长城脚下公社”修建的“二分宅”，这被认为是北京最早的前卫建筑。

“二分宅”仅有一个院落，山坡是院墙，基地上的树全被留下，建筑变成了一个“分开”的房子，而夯土墙和胶合木板的使用，以进一步乡土化的建筑语言，给予空间的中国化切实的语境。这是张永和对中国现代建筑的描述，一种不同于欧美的语言。

“对库哈斯《大跃进》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张永和说，“他这本书其实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他认为小而精一直是西方建筑师的思维局限。但这本书对中国建筑其实是不生效的。谈量没有意义，中国要谈的恰恰是质，是怎么把建筑造好。”

1990年代中，中国观念艺术和实验建筑陷入低潮，建筑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方向，务实的国营设计院和房地产开发商倒向建筑市场。学者冯原形容那时的中国建筑市场是食草类恐龙的天堂，如同收割机，把良莠不齐的项目全都消化成利润。以库哈斯为代表的建筑界霸王龙，从食草类恐龙制造的一片乱象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开启了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冒险。

与此同时，张永和从美国莱斯大学建筑系辞职，回国盖房子。但他的境遇颇为尴尬：他拒绝了一些房地产大佬，也搞砸了一些人际关系，栖身于先锋艺术家的群落中，做了不少小项目。

张永和第一个真正建成的作品是北京的席殊书屋。这个仅存在四年就被拆除的书屋，如今只能在关于中国现代建筑的论述中被追寻。

书店的基地原本是一个南北贯通的过道，见证了自行车的穿行和停放，后又曾用作书库。张永和将空间的过往——交通，与空间的未来——书店，重叠在一起，做出了4组8个装了自行车轮子的能旋转的书车。既是书架，也是活动的书墙，可任意转动，获得空间变化。除此之外，玻璃楼板在临街立面上突出，人于店外便能观察到店内的空间组织，促成了书店与城市更进一步的衔接。

1998年到2002年，张永和的建筑事务所“非常建筑”尝试建筑一百多次，其中大多数都未能进入真正的建筑阶段。当时，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建筑师爱谈符号，建筑物爱加装饰，而张永和最关心建筑的本体问题：材料与结构，建造与空间。尽管只有少数建筑，比如席殊书屋、山语间、晨兴数学中心等建成，但张永和对中国建筑的影响颇为深刻。

莱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将学校里的年轻教师分为两类：思想家式非传统的以及关心空间和材料的传统的，张永和被分在了后一类。但在卷入中国建筑大潮中后，张永和又被视为前者。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差异的构成，在于张永和对梁思成一代和中国当代建筑过度重视建筑立面表达的民族性和个性化而忽视建筑对空间和材料的探讨持批评态度。

外界给张永和贴上了许多标签：“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中国建筑界学长”等等，他以“荒唐”一词回应。但毋庸置疑，他是一名开启了中国建筑界先锋设计并能够与世界沟通的建筑师。

“放弃风格与主义”

张永和生于1956年，高中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他的父亲、中国第二代著名建筑师、天安门观礼台设计者张开济，怀着人必须有一技之长的念想，找了一位老朋友教他画画。这位老朋友是傅熹年，中国古建筑和古代书画专家，张永和却跟着傅老学了油画，学到了色彩与光影。

恢复高考那年，张永和报考中央美院油画系的梦想被表姐戳破：你这画技肯定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