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强生：现在我照顾父亲已进入第九年了

（受访者提供/图）

礼拜五没课，郭强生在台北家中的书房接受视频采访。留学纽约返台后，他在花莲教了十几年书，2015年开始，由于父亲失智——此前母亲、哥哥相继去世——他不由分说担起照顾父亲的职责，向学校提交了最多为期三年的留职停薪申请。

仿如电影《单身男子》里的教授，在校园独来独往，背负着情人自杀的阴影和亲人永别的悲痛，五官好看的脸难掩忧郁和疲倦。他请了一位中文不好的外籍看护（本地护工稀缺，价格要贵一倍以上），只能胜任简单的喂饭喂药，很多事情还是必须他在场，没有伴侣，更无儿女，“我连帮我去接手一个小时的人都没有。”

心力交瘁。他后来在书里写道，“四月到六月，换了三个看护。只有请过看护的人才会懂得这中间有多少波折。最体贴的付出不是看病吃药，而是承担。承担那些悲伤、恐惧、孤独、不甘，负面的情绪都由你收纳，然后留给你与被照顾者一个平静的日常。因为你在看护的，仍是生命在进行中的人。”

劳累之外，更忧心事业前途未卜。他心里明白，三年以后，不能再续假，势必就要离开。“学校一个萝卜一个坑，你离开了原来的大学，可能再也衔接不上另外一家。中间在家赋闲两年，你的所有资料（履历）就已经不好看了。初审会问你三年内有什么成果。你三年内没成果，那几乎就没什么机会了。”

人生过到一半，想不到竟要打碎重来。“当时有很大的挣扎，辛苦念书十年寒窗国外学成归来，又花了15年的时间在一个新创的大学作为元老，开创了新的系所（与翻译家曾珍珍和马华作家李永平一同成立创作与英美文学研究所）。照理来说50岁这一年，在学院中的话，可能就更上层楼。但是当时的情况，我知道可能这一切就归零了。”

好在2018年请假结束的那一年，台北教育大学恰巧放出一个语文与创作的职位空缺。 五十多岁，郭强生放下身段老老实实递简历。最后面试那一关，到场之后发现另外两个前来竞争的都是相识的学生，“文坛后辈，叫我老师的。”

如今再提起还是觉得蛮不好意思的，“抢了一个年轻人的工作”，可是也“没办法了”。那时他已将几年的看护经历和对亲人的思忆写成《我将前往的远方》，接受了沮丧的现实，梳理了“宿舍人生”漂泊的过往，做好了重新出发的准备，“我对很多事情都放下了，那些无聊的自尊啊、别人的眼光啊真的不重要了。我真的需要工作，那时候台湾整个退休金、年金都砍掉，我父亲的退休金就砍掉了一半。我不知道父亲接下来能活多久，从他的看护到医疗，大大小小加起来大概一个月基本开销要台币6万块（约合人民币1.4万元），如果活到一百岁，我现在住的房子要卖掉，现款只有那么多，每个月要贴钱呐。我必须出来面对找工作这件事情，必须鼓起勇气，去厚着脸皮跟年轻人竞争。”

2022年8月，《我将前往的远方》在大陆新版，时隔五年，思绪想法很难说没有丝毫改变，但他仍坚持不作调整，“我觉得它不只是在书桌上写的文章，而是活生生的纪实，真的是从生活里头产生的问题，所以我几乎不会再去更动它，就当保留当时的某一种慌乱、某一种挣扎，都是生活的痕迹。”

以下是郭强生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