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让我永远带着雨而不是伞

“我抵达的这个源头位于扎那日根山海拔4875米处的一块岩石旁。2006年9月18日中午12点左右,我来到这里,看到未来的大河就从这石头下泪水般地冒出来,我踉跄几步跪了下去,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心甘情愿地下跪过。泉水在我的两膝下汩汩而出,那不只是出水的地方,也是诸神所出的地方,是我的母亲、祖先和我的生命所出的地方,一个世界的源头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发自:昆明

责任编辑:杨子

旅美摄影家多多摄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将于坚与伦勃朗的作品套叠在一起,产生了别样的效果(受访者提供/图)

是什么定义了诗人?不是光头,不是凸起的肚子,不是宽大的鼻眼和淡到几乎消失的眉毛,更不是因为他膝盖上搭着外套坐在书店中,而是他看待书店的方式。

在昆明富春街上一目了然的狭小书店里,于坚多次转头努嘴,提示这存在近三十年的空间里,最值得留意的,不是架子上某本被挤压的著作,而是在通常陈列明信片、冰箱贴等纪念品的地方,竟摞着一捆捆塑封的面条。

他为老友的不守规矩由衷感到自豪,“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家会卖面条、卖包子的书店。这个地方很亲切,很好玩。没有任何压抑感,也没有装模作样。”

“你感觉到了吗?”

采访结束后,他起身,为一旁眼巴巴等候的年轻读者签名,离开时带走了一本关于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解读的《另一种古史》和光绪年间一位山西举人写的《退想斋日记》,和两大提包子。

从整个青年时代到现在,旅行之外的时间,他都住在昆明,这个“传统保持得比较好的城市”。他对城中某些片区仍保留的小街小巷的格局以及孕育其间的安静生活氛围有多珍视,与此同时谴责世界力量对老街的通缉和摧毁的程度就有多强烈。

声音尖细,口音牢固,从他嘴里传来一番不太流利的控诉,“四十年间这种巨大的拆迁已经拆掉了,传统的画栋雕梁的那个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它们不堪一击,故乡已经成为一些四散的碎片。整个世界已经焕然一新,那么我认为我们时代的那种迷惘、那种空虚可能也来自这个方面,人可能还没有想好怎么和这个新世界相处。”

他不死心,拖着日渐衰老的身体、戴着助听器远离新天地,机警、专注又孤立无援地像寻找逃跑的猫一样去找过时的痕迹,到了外地逮人便问“老街在哪里”。在西宁一座清真寺附近,看见上一秒还在乖乖遵守交通规则的孩子们转进旧时窄巷后忽然放肆地跑起来,这样的“漏网之鱼”便能带给他转瞬的欣慰:人的本能被古老的氛围激发,信任回来了。

废弃的,落后的,古老的,总是美的。这是于坚的生存哲学。破土而出的红薯优于规整的三明治,精致的酒店不如干枯的天井好看,高铁再快捷也无法全然取代火车的慢。他执笔无声抗议,“城市日新月异,只差把旧星星也刷上油漆。”

在楼房远没有这么高挺璀璨的时候,人们更多地靠本能而非规划活着,行事中带有生命力的笨拙,诗里的祈求也与实用主义毫不相关,“让我永远带着雨而不是伞。”于坚曾在书里回忆那个年代去青海的经历,“公路还不发达。路上驶过的车子多数是大卡车。那时候的交通规则,可有可无,人和汽车的关系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如临大敌,一边开车一边看红灯。大地上没有红灯。没有矿泉水,大地上到处是水,随便喝。开车和骑马差不多,司机不觉得车子是机器,对待它就像对待一匹马。拍拍它,擦擦它,加水的样子就像在喂水。凯鲁亚克写过,他的《在路上》就是公路文学。很亲切。我年轻时经常过这种生活。最惊险的是偷乘,藏在公路上坡或者转弯的地方,车子一出现,跟着车跑几步,抓着后车厢板就翻进车厢里去,有时候狼狈跌得个鼻青脸肿。司机一般看不见,他就是发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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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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