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一周

38辆悍马怎么就吓坏了沈阳交警
◆ “处罚违法富商何难之有？”，《中国保险报》，11月28日，慕毅飞
    日前，沈阳街头出现一个近200米长的车队。这支车队由38辆悍马车与8辆丰田霸道组成，是当地一富商的婚礼车队。这些豪华车辆，不仅遮挡车牌闯红灯，并且故意拦住过往车辆，造成20分钟的交通拥堵。
    我不在意这些豪华车是怎么从浙江、山东等地借来的；也不在意这结婚的富商是怎么家产过亿、婚礼花费逾百万元；甚至还不在意这富商请了央视主持人主持婚礼，请了明星登台献艺。只要钱是富商自己的，婚礼怎么办，纯粹是富商的私事。我在意的只是这支豪华车队挡了车牌、闯了红灯、堵了路口，还故意造成20分钟交通拥堵，交警部门却表示，虽然它违反了众多交通法规，但查处难度很大。
    我就纳闷了：若因违法车辆为外地车辆，就难以处理，试问，哪个地方的交警不曾处理过违法的外地车辆？如果说地方交警只处理本地车辆，那倒是惊人之论。难道车辆在外地违法了，还得回当地处理不成？若因遮挡号牌，就难以处理，似乎还算一个说法。但那是因为查不到事主，属于“不能”之无奈。现在这违法富商坐不改姓，行不改名，众目睽睽之下的违法事实如板上钉钉，而且也不见事主有抵赖之说，交警却先声叫难，只怕是“不为”之托词。
    有人致富并不可怕，有人炫富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恃富却敢蔑视法律，而执法者又怯富进而纵富为恶。悍然地挑战法律，却得不到法律的应有惩罚，这是执政者的耻辱，也是法律的耻辱。不就是38辆悍马吗？怎么就让沈阳交警吓得乱了方寸？
    【点评者说】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于权力有着一种敬畏，因为敬畏，当自己拥有了权力之后，就会肆意而为，把原本的敬畏演变成为权力的展现。特权是人治的体现，而特权对于执法者的蔑视，更是一个社会向着法治转变时的最大障碍。执法者畏惧权力，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尽忠职守往往会付出其他的代价，个人承受不起，于是只有不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公众对于特权的行为见怪不怪，口里面骂一句也就过去了，更是纵容了这样的行为。不过，社会还是在改变，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正在体现，只是，看到太多人把眼光放在了央视主持人身上，是不是有点避重就轻，向这次事件中的弱者开刀呢？

在香港，成龙无论如何排不到第三
◆“你满意吗？”，《广州日报》，12月4日，戴雨静
    平日说起满意这个词，大多会让人想起领导对下属、父母对孩子、公婆对儿媳此类长辈对后辈的情感，就算是表示对爱人等平辈的“满意”，也多带些居高临下的意味。所以，对粉丝而言，“受欢迎度”让粉丝觉得自己是在仰头倾慕，而“满意度”则给了粉丝当家做主的感觉，既然有机会当家做主，粉丝自然要摆出一副正直的样子来。
    正因为跟其他同类评选相比，有关“满意度”的评选，多了这么一层微妙的意思，所以从评选的结果来看，最后的排名顺序基本以“人品”为标准：很少传出负面新闻、永远带给人们欢笑的姜昆位居首位，永远歌颂美好生活的彭丽媛屈居第二，孜孜不倦忙于慈善、总是一脸“亲善大使”模样的成龙排在第三。其他名列前茅的明星也都能让人联想起阳光、爱心、慈祥、正直之类的词。
    满意的理由总是相似，不满意的理由却各不相同——看看那些被称为满意度综合成绩较低的艺人：张丰毅——他表情太凶、太严肃了?伊能静——她又出书、又拍清凉照?谭咏麟——因为他永远25岁?郑少秋——因为他二婚?黄圣依——因为她一直坚持跟杨子闹绯闻?张铁林——因为他太聪明、太骄傲?葛优——因为他长得太坏?徐静蕾——因为她的博客浏览量太大了?李嘉欣——因为她老想嫁个有钱人?李宇春——因为她像个男孩?郭德纲——因为他作为一个说相声的太出名了?范冰冰——因为她长得比以前漂亮得太多了?
    一纸评选，可以看到哪个明星做人比较失败，更反映了大众的眼光。到底是那些不被人满意的明星们没好好做人，还是大众对“人品”的标准定得过于单一了呢?
    【点评者说】成龙排在第三？相信对于香港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无论他参与了多少慈善活动，当年小龙女的风波，还是无法让人苟同他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其实这样的评比说来说去还是媒体自己的游戏，对于艺人来说算是多了一个被别人谈论的话题，而观众、读者，真的不要太当真，第一，明星如何做人实在是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第二，是否从里面反映出大众的眼光，那就要较真了，调查的取样多少？设计的问题是否科学？千万不要从一个调查就扩大化思考，大众怎么了。

牢记历史更需超越历史
◆“在默契中谋求中日历史超越”，《纵横周刊》，12月3日
    战后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战争历史的观照与反思视角不同，深度各异。从战后60周年前后开始的这一轮反思，是基于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中再度崛起，同时经历了与东亚最大邻国中国的关系的重新定位、调整与磨合基础之上的社会思潮，可谓其来有自。其覆盖之广，撼动之深，甚至令邻国的知识界亦为之瞩目，日主流社会的思想资源与道义良知不容小觑。
    对此，作为邻国，我们当以最大的善意期待之，并理应有所回应。在战后6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年后的今天，适度淡化基于民族创痛的历史悲情，在一种“你不忘，我不提”的默契中力求超越历史，致力于解决双方各自及共通的现实课题，共同创造并携手走进东亚的明天是当务之急。
    超越历史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但铭记历史绝不等于无视当下现实并拒绝走向未来。而只有走出历史悲情，自信地面对当下和未来挑战的民族，才算具备了超越历史的实力，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和风云莫测的未来世界的机运才有可能眷顾我们。
    【点评者说】“深圳”号战舰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第一次，不单单中国人关注，日本人也相当关注。虽然在访问期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美国的阻挠，“深圳”号官兵没有机会参观来自美国的宙斯系统），但是并没有减弱这次访问的历史意义。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良性互动，当日本的主流进行反省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必须客观地去分析和接受这样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对于目前日本社会的现实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足够多的信息以及近距离的接触和实地的感受，靠思维定势的想象，偏差只会越来越大。

安全套让执法科学了一点
◆ “取证避开安全套 司法的进步”，《燕赵晚报》12月2日，刘长锋
    近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助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预防艾滋病控制中心书记韩孟杰表示，鉴于艾滋病传播的严峻形势，经与公安部门协商，以后对商业性行为调查时，安全套不再作为证据。
    这显然是一个可喜进步，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首先是使打击商业性行为的执法更为科学、更为严谨，避免错抓乱抓和冤假错案，体现出了法制不断完善的精神；其次是对公共卫生建设的一种促进，便于安全套的推广使用，对于防止艾滋病及其他性病的扩散，也具有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点评者说】事实上，在2001年，中宣部和公安部就表明，安全套不会成为进行商业性性行为的证据，不过一方面缺乏宣传，另外一方面，为了执法的便利，这样的规定并没有落实。这次重申这样的规定，确实体现了当局对于执法需要更加科学严谨的要求，而真正落实，则公众的监督、公众明白保护个人的权益相当重要。要推广使用安全套，需要让安全套从避孕的单一概念中走出来，同时不再成为肮脏、色情的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