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伊沛霞：最好的妇女史，使我们重新审视对历史的理解

伊沛霞指出，宋代妇女的处境出现了多样的变化，既有被要求缠足、保持贞节等更加保守的一面，同时又获得了比前代更受保护的财产权。图为南宋画家刘松年所作《天女献花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视觉中国/图）

尽管如今大学校园里女学者的身影已经司空见惯，但在1970年代初的美国，女性学者还是稀罕的事儿。1973年，伊沛霞刚到伊利诺伊大学执教，“整个亚洲研究课程中没有一个女教师”。男同事们经常对她感到手足无措，“在许多场合下，我感到男教授们真希望我自动提出不参与他们的活动。”伊沛霞说。

伊沛霞的身上有一种近乎自嘲的坦率，在主编《剑桥插图中国史》的时候，她说：“我查阅了多年来我所购买的，但实际上没有时间阅读的书籍。”任何“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人都不免会心一笑。而当别人问她当初为什么要在高校当教授，她也会坦诚地说：“因为教授们的日子似乎很闲适。”

像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一样，伊沛霞年轻时候接触到中国文化，完全是出于偶然。1965年，她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一，喜欢阅读社会学著作，而当时芝大规定如果选择社会学专业，就必须修一学年的非西方文明课。伊沛霞在印度、俄罗斯与日本古文明之间，“不经意间”挑选了中国文明和古汉语的课程。

当时在芝大教授古汉语的是著名汉学家顾立雅。顾立雅曾于1930年代留学中国，专注于研究先秦史和孔子，芝大的古汉语教材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学完一年的中国文明史和古汉语课程后，伊沛霞完全被这个陌生的文明吸引，“大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决定要研究中国历史了”，她说。

伊沛霞认同自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在采访中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她说，很大程度上，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整体社会思潮的产物。1970年，伊沛霞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位女性研究者要研究什么，她希望自己成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位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强调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无差别，“那些日子里，妇女力争女消防员被社会接受，她们根本没有要求任何幼儿保育之类的工作。”

伊沛霞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论文。 （受访者供图/图）

但是，起初对女性研究并没有特殊关注的伊沛霞，最终还是被女性议题所吸引。1970年代正是美国历史学界吸收社会学理论成果的阶段，伊沛霞多年来对社会学的兴趣，以及她对当时史学理论发展的思考，让她成为最早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之一。“我进入妇女史研究领域，这绝对是因为受了欧美妇女史研究的影响。”她说。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家庭史和妇女史研究先后在欧洲兴起，她将这一视角引入中国中古史，著作《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都是这种新鲜视角的产物，它们的汉译后来在汉语学术界也引领风气之先，引发了讨论的涟漪。

作为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伊沛霞在将社会学视角引入中国史研究的同时，也天然带着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烙印。她在《内闱》中提出了中国妇女的“能动性”的观点——不同于“五四”话语对中国古代妇女悲苦形象的塑造，伊沛霞更愿意看到女性在狭窄的生活空间中到底能做什么。“关于女性能动性(women's agency）的想法，要归功于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她说，当时的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史小组，每个月聚一次，讨论一位成员的文章。她记得她第一次听到有关女性“能动性”的概念，是来自研究美国妇女史的学者桑尼亚·米歇尔(Sonya Michel)。“我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把妇女看成是做事的人，而不仅仅是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人。”伊沛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内闱》的写作结构大致围绕着宋代女性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这是伊佩霞的特意安排，“我觉得这将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可以带出妇女的经验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在伊沛霞的笔下，宋代妇女就如当代妇女一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经常面临两难的抉择，遭遇限制和苛责，同时也收获情感与物质的慰藉。这个矛盾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