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试炼与重生 ——《荒原》出版百年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100年前，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一首题为《荒原》（The Waste Land）的晦涩长诗横空出世。

当时，34岁的艾略特还是位美国公民，在伦敦金融城的劳埃德银行谋了份“客户经理”的差事，年薪500英镑的收入虽不算少，但还不够他买房。高强度的工作，外加患有精神隐疾的娇妻，一切的一切，都令他心力交瘁……

“既非活着，也未死去，我一无所知，望向光的中心，寂静之所在。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也许出于对艾略特工作的认可或对“工伤”的补偿，1921年秋，公司给他放了三个月带薪假，神经衰弱的诗人得以游历欧洲，最后前往瑞士洛桑，探访友人给他介绍的心理名医。正是在此期间，艾略特整理了此前撰写的诗稿片段，添加一路见闻与感悟，完成《荒原》初稿，并顺道在巴黎交给了自己的“伯乐”埃兹拉·庞德，请他批评指正。听取庞德的修改意见后，艾略特对诗稿进行了大幅删改，并将之献给了好友庞德——“更卓越的巧匠”。

1922年10月，《荒原》在伦敦首发于艾略特自己主编的文学杂志《标准》创刊号，11月刊登于纽约的《日晷》杂志，同年底在美国出版单行本。

《荒原》被视作“欧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当时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宣示了一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反映了一代人理想和精神的幻灭”。但艾略特反对这种解读，他强调，先是幻灭，后是重生。

《荒原》发表后5年，经历“外患内忧”的重重试炼，艾略特坚定了他的基督信仰，于1927年受浸归主，并加入英国国籍。他后来声称，自己是“宗教上的英国天主徒，政治上的保皇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1943年，艾略特又发表了“跫音在记忆里回响”的时间之诗《四个四重奏》。1948年，他“因对当代诗歌杰出、开拓性的贡献”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在20世纪的英美诗坛，艾略特是开启一代诗风的先驱，他和他的《荒原》，对中国的现代诗也产生了极大影响。《荒原》1922年在英国首版，1923年，茅盾在《文学》周报的“几个消息”中就提到了艾略特；1927年末，朱自清在《小说月报》刊发时任清华教授R·D·詹姆逊一篇《纯粹的诗》，涉及艾略特和保罗·瓦莱里等诗人，“我们若要懂得（他们）的工作，应建设一种新理论。”

1928年6月，署名“仙鹤”的一位作者在《新月》上发表了一首《西窗（In imitation of T.S.Eliot）》，诗的最后三行：“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这里的“谁”，便是艾略特，在早年诗作《序曲》（1917）中，他写下结尾：“用手抹下你的嘴，大笑吧，／诸天旋转，一如老妪／在空地捡煤渣。”

而那只为了“模仿艾略特”隐姓埋名的“仙鹤”，正是大名鼎鼎的徐志摩。他曾向胡适推荐艾略特的诗，又半开玩笑地介绍叶公超，“这是一个T.S.艾略特的信徒。”1934年，叶公超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专论，总结艾略特的诗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于“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晚年，叶公超不无得意地回忆，早年在英国常和艾略特见面，“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

九叶派诗人辛笛在爱丁堡求学时也有机会坐进艾略特的讲堂，在他印象中，那个“衣冠楚楚、叼着板烟斗”的现代诗人，让他一下就想到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绅士派头，骨子里还有讥讽意味。”叶公超再论艾略特，是为其弟子赵萝蕤的《荒原》译本作序，后者受现代派旗手戴望舒之邀，翻译了这部“当时震动了整个西方热得灼手的名著”。

1937年，25岁的赵萝蕤首译的《荒原》中译本出版，此后成为几代人阅读的经典译本。“《荒原》究竟是怎么回事，艾略特究竟在混说些什么？这是一片大的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种种不堪的磨练，全诗最末一节不妨是诗人热切的盼望‘要把他放在烈火里烧炼他们’，也许我们再能变为燕子，无边的平安再来照顾我们。”赵萝蕤坦言，她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因此我在译这首艰难而冗长的长诗时，时时为这种盼望所鼓舞。”

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见到回美探亲的艾略特，打电报给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妻子赵萝蕤来与“诗星”相会。7月9日晚，艾略特邀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赠她签名照和新诗集，还为她朗读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希望她能继续翻译他的